內容提要：在克林頓、布什、奧巴馬三位總統(tǒng)任內，美日同盟經歷了三次調整。1996、1997年接連出臺了《美日聯(lián)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衛(wèi)合作新指針》，對同盟進行了再定義，安保體制從“專守防衛(wèi)”擴大到了“應對周邊事態(tài)”。布什政府任內同盟被定義為“應對全球性挑戰(zhàn)”，日本自衛(wèi)隊為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美軍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強美日同盟是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重中之重，美國強化了在中日釣魚島爭議中支持日本的立場。2015年出臺的新《美日防衛(wèi)合作指針》強調美日間安全與防衛(wèi)合作的全球屬性，擴大了合作的范圍，要求同盟從平時到戰(zhàn)時都實現“無縫、強力、靈活、高效”的協(xié)調和反應。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是三次調整的核心內容，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被架空。同盟的調整既表現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顯示了美日兩國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國因素是同盟調整的一個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國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調整給亞太地區(qū)安全形勢增加了不穩(wěn)定因素。

關 鍵 詞：美國外交與軍事 美日同盟 集體自衛(wèi)權 亞太再平衡 釣魚島

在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中，加強美國的同盟體系是個主要著力點。而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美日同盟無疑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加強美日同盟可以說是奧巴馬政府戰(zhàn)略調整的“重中之重”。冷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十分重視美日同盟，在各種文件中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基礎”(foundation)、“基石”(cornerstone)、“支柱”(linchpin)、“中心環(huán)節(jié)”(centerpiece)，等等，不一而足。20多年來，三位美國總統(tǒng)對美日同盟進行了三次重要的調整，表現了民主、共和兩黨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一 克林頓任內美日同盟的調整

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是美日同盟的假想敵。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束以后，同盟原來的針對性消失，在美國和日本都產生了懷疑同盟價值的思潮，在美國，兩黨的頭面人物中都有人主張解散美日同盟。共和黨領導人中，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是取消同盟的直言不諱的支持者。民主黨內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也傾向于終止同盟，或者代之以友好條約。①這種傾向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隨著國際安全形勢的緩和，美日經貿關系中的摩擦突出，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貿易不平衡使雙方關系中的競爭性層面凸顯出來。雖然美國對日本打壓多年，但日本經濟仍然在增長，1991年國民生產總值已達到3.37萬億美元，為美國的60％，人均26920美元，超過美國。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如汽車、半導體等方面，已經取代了美國原先的主導地位，甚至把美國本國的工業(yè)打壓得抬不起頭來。美國對日的貿易逆差繼續(xù)擴大。日本大量游資蜂擁進入美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幸福》雜志所列的500家美國大公司中，只有45％在日本有投資，且在合資企業(yè)中常常只擁有少數股份。而日本的前500家企業(yè)中，在美國投資的占65％，且多數在合資企業(yè)中持有多數股份。1990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為570億美元，其中有48％是在美國。美國企業(yè)的海外投資總額是320億美元，其中只有10億流向日本。②日資收購美國的一些著名的公司和不動產，包括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萊塢影城，引起美國各界的不安、憂慮甚至驚恐。報刊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日本在美國的出擊”(1988年的《商業(yè)周刊》)、“遏制日本”(1989年的《大西洋》)、“日本入侵好萊塢”(1989年的《新聞周刊》)、“日元換權力”(1990年的《新共和》)。美國國會眾議員海倫?本特利(Helen Bentley)在《幸福》雜志的文章中甚至說，美國“正在迅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譴責日本的各種書籍和電影也大為流行，且每每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諸如“即將到來的美日戰(zhàn)爭”“上升的太陽”，等等。③

其次，在共同的危機感消失之后，原有的同盟關系已不能滿足雙方的目的和要求。許多日本人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可以使亞洲走一條與歐洲相仿的道路，因此對“亞洲化”的興趣大增，而對美國的監(jiān)護感到越來越不適應，要求實行平等、獨立的情緒與日俱增。而美國人對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車”的行為也不再那么寬宏大量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國會議員問：我們?yōu)槭裁匆^續(xù)為那些把我們擠出主要世界市場的日本人承擔防衛(wèi)負擔？國會議員對日本所擔任的國際角色與其經濟增長之間的不相稱進行了猛烈批評。美國的壓力招致日本的抵抗。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一度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書。日本知識界繼續(xù)辯論“日本是亞洲的一部分還是西方的一部分”，質疑日美同盟的壽命和活力，質疑關于使用日本自衛(wèi)隊、武器出口和核武器的戒律，輿論廣泛認為，美國因為經濟衰退不得不依賴日本，但卻不愿意與日本分享權力。有的日本人甚至直言不諱地說：“美國人要記住，這不是美國上升的時期，這是美國下降的時期”。④1992年，宮澤喜一首相和櫻內義雄眾議院議長公開表示，日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源是美國工人懶惰和教育水平低下。兩國的媒體又火上澆油，把這些摩擦放大。在華盛頓看來，日本是在玩弄拖延戰(zhàn)術，用盡量多的時間，做盡量少的事情。而在日本看來，美國每次把一項讓步裝進口袋，便接著提出另一項要求。⑤

在政治方面，美日之間的互不信任也達到高峰。日本被描述為一個充滿異質的奇特國家，一個“罪惡帝國”的代名詞。1990年初，駐日美軍一位高級軍官公開提出了“瓶蓋論”，稱“駐日美軍將發(fā)揮(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化)的瓶蓋作用”。同年4月，美國國防部發(fā)布的題為《展望21世紀的亞太地區(qū)戰(zhàn)略格局》的報告也對美日關系表達了“嚴峻的看法”，報告指出：“為了彌補美國在該地區(qū)軍事力量的下降，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對該地區(qū)的國家來說是令人擔憂的，特別是它們覺得日本的行動不受《美日安保條約》控制。”報告表示要勸阻日本發(fā)展向海外的戰(zhàn)爭投放能力，不鼓勵日本發(fā)展同美軍非互補性的武器系統(tǒng)。⑥當時美國國內有一種擔心：德國正在把歐洲國家搞到一起排擠美國，日本也在把亞洲國家攏到一起排斥美國，如果這樣，美國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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