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發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間的氣候干冷化，深深地影響了北方人群的生態變化。在河湟地區，干冷的氣候迫使齊家文化以后人們的經濟生活，逐漸以養羊取代養豬。到了卡約文化時期(大約相當于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棄了農業和定居生活，畜養了大量馬、牛、羊等食草動物，為了便于移動遷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轉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裝飾用品。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南部及遼西地區，在此氣候條件下促使人們放棄原有的農業定居方式，采用粗放農作，畜養食草動物并經常性的移動。
這樣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南移至晉、陜、冀之北，爭奪宜于農牧之地，他們便是史書記載中的戎狄。南部的東周諸國，在此刺激下產生了一體的華夏意識，向北驅逐戎狄，擴土拓疆并建立長城以抵御他們。華夏向北擴張，建立長城保護中原資源，如此，更使長城以北習于畜牧混合經濟人群投入游牧經濟之中，專業游牧人群就此誕生。專業游牧化的產生與人類馴養食草動物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聯。游牧化的經營策略在于，通過食草動物將人類不可以直接食用的草類，轉化為肉、乳，以供人類直接消費;牽引力、皮毛等也可供人們使用。
專業游牧化的形成，促使北方的族群關系發生巨大的轉變，華夏民族認同得到空前的強化。作者所謂的“華夏邊緣”便為視重視畜牧、不重農業、不定居并有武力傾向的混合經濟人群為“異族”，北方族群“非我族類”的概念得以確立。由此，“華夏”也自認為是定居的，以農業經營為目標的，并且愛好和平的人群。長城的修筑，代表游牧、農業二元對立，華夏世界愿意積極保護農業資源區的極限，是一個折衷的選擇。秦漢統一帝國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國的建立，也是華夏族群邊緣確定具體化的象征。
第三部分為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首先，“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是全書關鍵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國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個主題，周人是構成華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換言之，追尋周人族源，無疑是追溯華夏民族族源的一個重要的組成。王明珂是以周人族源傳說來說明華夏邊緣的成長過程。前面考古所見的北方人類生態變遷，成為理解周人族源的敘事基礎。《史記》中有關周人族源的說法被作者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文本，運用文本分析來探索產生此文本的情境。
他指出，此文本強調的是周人與戎狄間的三種對立關系：即行農業與不行農業，定居與移徙，好和平與愛侵掠。因此，該文本產生的情境信息，必然是當時有些人群不經營農業，經常性地遷徙，并習慣用武力的方式進行掠奪。這些正是該書第二部分考古材料所見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畜牧化、移動化、武裝化的混合經濟人群出現在晉陜北部高原、山地，并繼續南侵。周人原出自混合經濟人群——戎狄，但在他們與部分戎狄進入中原農業區，接著持續地向東擴張他們的勢力以后，周人與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關系愈來愈呈疏遠的態式。
西周時期，姬周與戎之間仍若即若離，表現在姬、羌、贏(秦)、戎間的族群政治之間。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滅了西周之后，“戎”終于完全成為“異族”的代名詞。周王朝東遷后，尊王攘夷的呼聲高漲，北部各諸侯國紛紛驅戎，修建長城，表現出強烈的華夏認同感，華夏實質性的邊界——長城的修筑，是用于保護他們所共同擁有的農業資源。這種強烈的宣告，終于消除了華夏與戎之間最后的模糊界線。
秦人融入華夏后，更西方的人群被稱為氐羌。王明珂用華夏的“羌人”概念來探索華夏邊緣的西向漂移。與史學界的一般對古羌人的研究有些差別，王明珂并沒有將“羌”視為一個在歷史時空中遷徙的民族實體，而是將它看成是華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華夏的人”，也就是華夏的西部族群邊緣。因此，分析文獻中由殷商到漢代“羌”地理空間之漂移，也就是探索華夏族群西方邊緣的擴張過程，這些內容是作者依據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