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研究方面，本書特意強調的“邊緣與邊界研究”，這是近年來愈來愈受到重視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視野。在本書的表現中，作者不只是用“邊緣”來探討華夏的形成與變遷，更在許多地方表達了邊緣與邊界研究的旨趣。將傳統歷史知識看作為“典范歷史”，注重“邊緣”和社會底層的多元聲音。例如，關于中華民族邊緣再造方面，他很少提及史語所傅斯年、李濟等人的豐功偉業，卻以大量篇幅介紹該所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黎光明的事跡。又如，在全書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四川偏遠地區的北川人認同的歷史變遷為例，用社會底層親近人群間的互動來說明漢化的微觀社會過程。
如果說作者在本書的寫作策略上，以跨越游走于考古學、歷史學和歷史人類學之間的傾向為期許的話，那么他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這種成功并不以本書為限，《羌在漢藏之間》和《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都可稱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5]
然而，盡管作者的人類學田野資料的調查、闡發、描述都達到使經驗豐富的人類學家折服的程度，[6] 但他仍擺脫不了某些困惑。某些人類學家竟以學術訓練背景為由，質疑他的人類學貢獻。[7] 這種過分拘泥以學科訓練背景來區割研究者的作法，多少有點教條主義的傾向，也顯得有些武斷。我們當然應當尊重學術職業化以來所建立的學科模式，這是多少代學人努力的結果。每個學科都有自身研究的范圍、取向、方法，承擔不同的學術職責，細密化的分工也是學術進步的表現。但這些并非一成不變，跨學科整合的愿望，是為了打破學科間生硬桎梏而達到的一種理想模式。
王明珂的工作路線，恰好填充了考古學、歷史學及人類學的方法上的罅隙。像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描述的那樣，常規學科會壓制新思想，新思想往往會破壞常規學科的基礎承諾。非常規的研究就這樣開始了，危機只有通過所謂的科學革命才能解決。問題是革命一旦成功，就產生新的范式，成為新的正統。科學的進步顯然是循環的，常規科學是科學革命的前提，革命以后是常規，常規引起革命，如此往復。[8]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待王明珂的研究，他模糊了原有的學科界線，甚至模糊了著作題材。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甚至是社會學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東西。但跨學科的結果并非原有學科知識算術級的增加，而是在創造一種新興的研究模式，也許給以后跨學科研究提供某種典范。或許現階段還無法證明這種預設，但我想這對王明珂來說只是個時間問題。
2、作者是較早向漢語世界推介族群理論并有相當影響的學者之一，[9]并且將族群理論運用于具體研究實踐之中。在族群理論方面，本書以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來發揮并補充巴斯以來的人類學族群理論與族群邊緣研究，同時，用對親近人群間之區分的微觀研究(第十一與第十二章)來充實族群研究內涵。對親近人群間的敵對與區分的微觀研究，有清代川北同村寨或鄰近村寨民眾的互動，有民俗調查者黎光明與土司家人、喇嘛之間的互動。不過，關于這一部分的內容，作者在《羌在漢藏之間》有關章節中有更清晰的表達。[10]當然，更重要的是，該書并非空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在實證研究中修正、補充這些理論，以促進我們對歷史的過去和現實社會都有所了解。
3、基于這些方法和理論，王明珂可以說是對于“什么是中國人”或“中國人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之類的議題有一種新的詮釋。它并非只是描述華夏的漢民族史，也不是描述一個少數民族的少數民族史。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來說明古代華夏到近代中國的深刻變化，并由此旁及“邊緣”內外群體間的資源競爭、壟斷、沖突以至于在當代民族概念下的再整合、分享的過程。或許，由于使用“華夏邊緣”一詞，作者常被誤解為難以擺脫華夏或漢族中心主義傾向。事實上，當我們認同中華民族在形成中“多元一體”的概念后，就不會糾纏在人數的多寡與地域資源的多少，誰是中心、誰是邊緣，這些簡約的數字關系之中。在新型的國家民族體制中，傳統的漢族中心或邊疆民族的異族觀念都將被拋棄，這些對構建中華民族凝聚力都非常重要。因此，作者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個關系歷史與民族團結的新知體系。在這一新體系中，并不是要強化或者印證誰為主體、誰為邊緣，而是讓大家可以反思或反省為什么有這樣的區隔，以及由過去到現在的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