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邊緣的擴張、推移，在本土層面上有賴于華夏邊緣人群接受華夏祖先(歷史記憶)因而成為華夏。現在的江南無疑是華夏，但是，吳國以前這里曾被華夏稱為“荊蠻”。春秋時，句吳王室宣稱其祖源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太伯讓位而奔于長江下游的吳，成為本地王，因而句吳為華夏之國，蘇南人群也成功的華夏化。類似的例子，王明珂列舉許多來說明華夏尋找失落的祖先后裔，與非華夏接受一個華夏祖先，促成華夏化及相應的華夏邊緣擴張。
第四部分是大陸版與臺灣允晨版不同的部分。作者用“近代華夏邊緣再造”以及“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取代了允晨版中的“羌族歷史記憶”和“臺灣族群經驗”兩章。他在大陸版的序言中敘說了替代的原因，這是因為舊有的兩章多有后現代主義傾向。現在的研究則傾向于長遠的歷史觀點，并以細微人群的互動關系，來理解近代中國民族形成。且當時他尚未完成羌族的田野研究，目下兩章更能反映他的學術關系和見解。近數十年來，當代國家與國族主義研究中一直有“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之爭。前者在看待當代民族為一有長遠歷史的民族體;后者則視民族為近代想象的共同體與建構的產物。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一種能調和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矛盾沖突的新說，以此來詮釋當前中國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列強的全球邊緣空間、資源爭奪中，傳統華夏邊緣地區，也有被瓜分侵奪的危機。由于華夏邊緣與華夏在歷史過程中有密切的經濟互動，且華夏與非華夏之間的邊界相當模糊，因而近代中國國族在擎造之始，便將傳統華夏與其邊緣的部族聚為一整體國族。在當時西方傳來的“民族”概念之下，民族被視為有共同語言、體質特征、文化內涵而在歷史中延續的人群。
因此，當時知識界的使命是，透過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語言等新興學問的研究，在知識上完成民族及其邊緣的再造。作者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早期民族調查研究為例，說明二十世紀上半葉史語所的民族學者如何走入西南邊疆，通過他們的調查研究將傳統華夏心目中的南方與西南“蠻夷”，或漢與非漢族群邊界模糊的各族群，識別、區分為各少數民族。史語所的學者也曾參與當時民國政府推動的“改正西南少數民族之命名”，用于消除有民族歧視意味的族稱，表現出華夏邊緣再造的改變。作者借史語所一位不為人所熟知的人物黎光明的邊疆民族事業，來表現近代國族邊疆再造的整體情境，以及許多個人如何用其知識、行動甚至生命來貢獻國族邊緣的再造之中。
在“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這一章中，作者借歷史上四川西北部北川居民的漢與非漢族群認同變化，來說明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以及這些認同變遷的微觀社會過程。中國古文獻有“禹興于西羌”的說法，由秦漢到明清，這種歷史記憶被許多華夏西部邊緣人群用來強調其華夏認同。
然而在此華夏邊緣，自稱漢人者仍被下游的人們認為是蠻子，他們也視上游的人群為蠻子。如此這樣“一截罵一截”的歧視，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乎所有北川山區的民眾都自稱漢人，并且以本地為大禹故鄉深感光榮。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于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以及過去被視作“蠻子”的記憶憂在，先是最上游的村寨人群被識別為羌族。而后，自上而下許多山區居民都要求成為羌族，出現“一截攀一截”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