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技術史視野下的火器革命與文明動力機制
葉成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2期
導讀
本文從技術史視野出發，把技術史與軍事史及傳統政治史結合起來，圍繞火器革命對于現代化進程的影響，提出了一種有助于分析技術與文明變革的解釋框架，體現出不錯的理論思維。文章初稿相對冗長，經過編輯建議，在修訂時擇取重點，突出其認識思路的主要方面，提升了理論價值。作者結合中西大分流的視野，立足全球文明的高度，依據歷史發展中具體而關鍵的國家軍事機制，針對中西文明不同道路的演進做出自己的論斷，觀點雖不乏可商榷之處，但這種跳出長期盛行的“碎片化”研究的學術意識，顯得難能可貴。研究視野的開闊和學術范式的鼎新，正是《探索與爭鳴》所始終追尋的學術風度。由此，我們也期待著更多優秀成果的匯聚。
——楊義成，《探索與爭鳴》編輯
01
技術革命與近代國家興衰：三種因果路徑及其評述
中世紀以后，西歐發生了多場軍事技術革命。隨著17世紀以后火槍的改進，熱兵器逐漸代替了冷兵器。早期的火繩槍存在射速過慢的缺陷，在戰斗中僅被零星使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火器的射擊速率大幅上升，但仍然需要通過步兵方陣和士兵間的協調來增加戰斗力。這一技術進步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政局，成為一系列變革的開端。
要理解技術革命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就需要重新審視技術與發展之間的因果路徑。過去的研究常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技術變革在何種時空中，以何種方式影響到了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和財政結構，從而通過制度的中介效應影響國家興衰。這種機制比單純的生產率或戰斗力的提升更為重要。換言之，技術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船堅炮利的“硬件”變化，更重要的是為適應新技術而產生的“軟件”變化，即國家能力、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的變化。
本文并非旨在給出一個關于技術如何影響制度變遷或國家興衰的一般性理論，而是試圖在一個具體的時空情境下（18世紀初的西歐），探討火器改進到達臨界點后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層面的“蝴蝶效應”，并以此為案例來展示技術革命與國家發展之間的聯系機制。本文所討論的火器革命，主要指從火繩槍到燧發槍的改進，選擇這一案例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火器革命引發戰爭形式變化，奠定了近代戰爭形態的基礎。18世紀的戰爭迥異于16世紀和17世紀，且在其后約150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化。其次，18世紀之前的技術革命存在較多的內生性因素和干擾變量。而18世紀初技術擴散速度遠高于此前，并且最重要的變量——宗教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故而可以更清晰地觀察技術革命對制度的影響。其三，18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國際競爭逐漸加強，技術革命帶來的系統效應，可以視作18世紀下半葉西歐的改革與“開明專制”的“關鍵先期條件（Critical Antecedents）”，因此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
過去的研究者在解釋18世紀火器技術革命與國家興衰的關系時大致有三類理論。
第一種理論側重于討論技術變革的直接影響，即技術提升了戰斗力。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將技術和戰爭能力直接作為度量社會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尺度。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討了軍事技術革命如何讓歐洲獲得相對于其他地區的優勢。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為17世紀軍事技術（包括科技和管理技術）的提升對18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造成深遠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歐洲為案例，討論火器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歐洲和其他地區之間的戰斗力或綜合實力的差異。
第二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通過影響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強化了國家能力，有利于實現現代化。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認為，真正有意義的變化不在于軍隊所持有的武器，而在于軍隊建設本身以及使用它的政府。布萊恩·唐寧（Brian Downning）認為，戰爭烈度影響到國內的動員程度，最終決定了制度的差異。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闡述了高強度的國際競爭與國家建設的時序如何影響制度安排。約翰·查爾茲（John Childs）通過對整個歐洲戰爭史的詳盡敘述，展現了三十年戰爭后軍事變革對王室和貴族關系、國家能力變化乃至18世紀后期革命運動的影響。
第三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加強了國際競爭，通過財政壓力改變了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最終影響國家的命運。技術革命除了直接帶來戰斗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外，還增加了國際競爭烈度。許多經典的關于“軍事—財政”的著作都持有類似觀點。“國家制造戰爭，戰爭塑造國家”，就是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關于近代西歐國家建設的經典論述，他強調對戰爭資源的榨取和爭奪造就了國家的中央組織結構。瑪格麗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認為，外部的約束條件如國際環境、生產力和經濟結構、政府形式會影響君主的相對議價能力，從而影響國家的制度安排。
綜合上述既有研究，本文認為，理解火器革命的影響，至少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其一是將歐洲視作整體，考察技術革命對其產生的影響；其二是在國家層面對歐洲各國進行案例比較研究，由此展示初始制度如何導致各國在技術革命中獲益不同。進一步，我們可由火器革命的視角思考“大分流”問題，討論火器技術在清帝國的傳播，以及“東方世界”為何在18世紀初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02
火器革命在西歐的文明動力機制
技術革命的影響是非線性的。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系統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組成系統的一系列單元或要素之間互相聯系，要素互相關系的變化會導致系統其他部分發生變化。”因此，簡單地從要素之間的線性關系出發，很難有效理解技術革命的文明動力機制。技術革命的非線性特征往往是因為受到多個不同方向機制的影響，即同時存在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機制。因此明確這些不同方向的機制有助于洞悉其復雜影響。如圖1所示，除了直接影響之外，研究者還需要思考技術革命在制度層面帶來的不同效應。
1. 軍事能力提升與戰爭形態的變革
火器革命第一個重要的影響是通過標準化生產和訓練提升了國家總體的軍事實力，由此引發戰爭形式的變化，使得建立常備軍成為國家在戰爭中獲勝的必要條件。一方面，軍事改革帶來的標準化降低了武器生產和士兵訓練的成本。標準化的生產和訓練，意味著整個軍隊變成一臺巨大的軍事機器，士兵和裝備都如同零件一樣可以替換，因而這種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規模和可控性就大大提升了。隨之而來的后果是歐洲君主國的戰爭能力明顯加強。燧石發火裝置極大地提高了火槍發射速率，刺刀的發明又使得火槍手能發揮長矛手的作用。東西方戰爭能力的差距就是在18世紀初期逐漸出現的。根據莫里斯的估算，西方戰爭能力在16世紀大致增長了50%，在17世紀增長了100%，18世紀又增長了50%；相比之下，東方世界的戰爭能力增長很少。
另一方面，火器革命使得國家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進行日常化的步兵操練以適應新的戰爭方式。早在17世紀初期，莫里斯親王發現將部隊細分為更小的戰術單位，便于向各層級傳達命令，并且日常操練可以使士兵更加順從和更具戰斗力。到17世紀末，步兵方陣和嚴格的軍紀徹底取代了中世紀以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步兵方陣戰術和使用火槍的訓練開始系統化，射擊被分解為各個單一的動作，通過系統的訓練來促進軍隊的正規化和提高射擊效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步兵橫隊戰術成為主流戰法。在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的戰爭中，對壘兩軍的部署是相似的：騎兵在兩翼，火炮在后側均勻分布，步兵則組成方陣，排成三列，由其中一隊射擊，剩余兩隊則裝填彈藥。成排射擊既強調紀律性，也需要專業訓練，因此需要更多軍官和詳盡的訓練手冊，而更復雜的軍事策略也要求更多的訓練和嚴明的軍紀，為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常備軍，這就要求建立擁有更強后勤保障能力和財政實力的新型政府。
2. 常備軍制度與中央集權的強化
火器革命推動建立常備軍制度，其對于西歐最重要的影響是強化了中央集權，從而加速了現代國家建設。正如馬克思所言，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首先，常備軍制度削弱了貴族的力量和傳統的封建結構。騎士是中世紀以來貴族的象征，技術革命意味著騎士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言，火器成為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騎士不再是戰場上的絕對主力，盔甲在面對燧發槍時很難起到有效防護作用，這使得騎士對裝備火器的步兵方陣發動中世紀式的沖鋒顯得很不明智。騎士在17—18世紀歐洲戰場上“降格”為騎兵，其作用往往是部署在側翼，擾亂對方的炮兵部署以防止其對己方的步兵方陣造成巨大殺傷。過去西歐君主依賴地方領主和騎士來聚集軍隊，這使得地方具有較大的自治權，而領主也成為地方的軍政統帥。但隨著地中海和大西洋貿易的興起，西歐傳統的封建經濟組織開始沒落，王室逐漸擁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來轉向使用常備軍，從而使得政治、財政和軍事力量逐漸集中于王權，貴族更加無法反抗君主，只能被迫進入法院或軍隊。此外，長期戰爭瓦解了過去的封建結構，持久的戰爭記憶讓絕對主義成為主流，戰爭帶來的諸多災難使得民眾更加期望從國王口中得到永久防御的承諾，并愿意付出永久性稅收作為代價。
其次，常備軍制度的普及使得馬基雅維利等人所詬病的雇傭兵制度逐漸被現代國家拋棄。蒂利將1700年視作從“雇傭兵戰爭”到“民族化戰爭”的轉折點，國家開始從自己的民族中招募人員，創建海陸軍，統治者直接把武裝力量和財政機構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對雇傭兵的依賴急劇減少。一方面，火器革命帶來了作戰方式的巨大變化。這種新的作戰方式需要軍隊進行復雜的日常訓練，并對團隊協作有著更高要求，從而使得國家必須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來適應新型的戰爭。同時，常備軍在修建防御工事和進行整齊劃一的方陣射擊這兩種新的戰爭模式中，體現出明顯優勢，因為雇傭兵通常不愿意挖戰壕或接受嚴格訓練。隨著戰爭方式的改變，多數雇傭兵只有兩條出路，要么由于在戰場上表現不佳而逐漸被雇主拋棄，要么接受“長期雇傭”進行標準化的日常操練，最終被轉化為常備軍。另一方面，由于軍事開支日益增加，過去帶有雇傭軍性質的軍團長官們開始放棄他們對軍隊的自主權，轉而效忠于國王，以換取王室的薪金。由國家直接支付薪水的常備軍比起雇傭軍具備許多優勢，例如可以準確掌握士兵和軍官的人數和編制，有利于武器裝備標準化，能夠保持軍紀和灌輸意識形態，保證士兵的忠誠度等。士兵在長期征戰過程中，也開始熟悉自己國家的人文地理，逐漸發展出現代國家意識，最終這種意識代替了地方主義意識，形成國家認同。在標準化的操練過程中，遵守上級制定的規章成為常規，單調的訓練讓底層士兵形成緊密的集體，由訓練精良的排和連組成的社團迅速取代了按照地位形成的等級。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全球技術史視野下的火器革命與文明動力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