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11 事件到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美國社會內部盎格魯–新教與伊斯蘭教的政治分裂程度日益加深，“美國化”與“伊斯蘭化”的緊張關系不斷強化。本文作者基于對美國伊斯蘭學校近距離的觀察和分析，展示了在上述情勢下美國的穆斯林如何選擇、調和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進而從穆斯林的視角，為我們理解所謂“文明沖突”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如何同化穆斯林、使之融入美國社會，是當前美國亟須解決的一個政治問題。盡管政客、媒體和學者將穆斯林區分為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和溫和的穆斯林，但伊斯蘭仍然被排除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美國奉行的多元主義和個人主義，與伊斯蘭教信仰及其集體主義的觀念之間存在諸多矛盾和沖突。
美式生活和伊斯蘭式生活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這不但是西方世界的共識，也早已為中東的穆斯林領袖所承認。吊詭之處在于，美國的穆斯林能夠利用美國旨在保護個人權利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捍衛自己的集體主義觀念，甚至會宣布伊斯蘭價值觀不僅與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毫無矛盾之處，而且優于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并試圖以此為基礎，塑造穆斯林裔美國人的認同感。[1]那么，美國的穆斯林如何選擇、調和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他們又為何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本文試圖通過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美國的全日制伊斯蘭學校來理解上述問題。
美國穆斯林眼中的美國化和伊斯蘭化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都奉行宗教寬容的理念，正是立足于此，美國的穆斯林才能夠游刃有余地應對政府的同化政策。事實上，盎格魯–新教文化之所以在馴化穆斯林的過程中遭遇巨大阻力，[2]是因為伊斯蘭所奉行的價值和美國價值之間徹底的錯位，而非直接的對立：一方面，在宗教觀點上，伊斯蘭教將自己視為高于基督教的宗教。[3]因此，穆斯林群體很難接受其他宗教和文明的理念和行為方式；第二，盡管伊斯蘭教認為個人只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在其歷史和神學–法學理論中，找不到任何關于“自然權利”和個人權利的觀念。即便是受到古希臘思想影響的伊斯蘭哲學傳統，也不例外，其信仰實踐的立足點是烏瑪這一伊斯蘭共同體。
然而，從政治的視角來看，伊斯蘭信仰和美國信仰在理論和實踐中又有很多相似之處。第一，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共同體會強迫新成員接受美國式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伊斯蘭教也是如此；第二，美國和伊斯蘭都宣揚自身價值的普世性，但又強調自己在文化上獨一無二，優于其他文明。正如一位印度哲學家對穆斯林的判斷：“伊斯蘭教徒很以為他們相信自由，平等與容忍這些大原則的普遍意義而自豪，然而緊接著又說他們是唯一實行這類大原則的人”；[4]第三，美國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反對歷史相對論：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本質上是一種“試圖終結并取代所有其它文明的文明”，伊斯蘭則是一種“試圖終結和取代其它所有宗教的宗教”。這種相似之處進一步增加了二者融合的難度。
在當代，穆斯林被區分為傳統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這在美國則呈現為穆斯林移民代際之間的區別。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主要是傳統主義者，他們在踐行伊斯蘭教義上較為隨意，甚至不會要求自己的子女（第二代移民）嚴格地履行宗教義務；但與此同時，第一代移民又固守于伊斯蘭化的傳統生活方式，因為害怕自己的子女失去穆斯林認同感，堅持把他們送去清真寺里接受宗教教育。這種自相矛盾的策略將出生于美國的穆斯林推向了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而言，他們父母所堅持的許多傳統，并非真正的伊斯蘭的生活方式。他們訴諸伊斯蘭教義，諸如《古蘭經》和先知圣訓，試圖回歸到一種超越各種文化的、純粹的伊斯蘭生活。而這正是近代以來伊斯蘭主義者的主張。在美國的穆斯林社區里，這種代際之間對伊斯蘭理解的沖突十分普遍。
傳統穆斯林和伊斯蘭主義的主張不同。在傳統的穆斯林世界，宗教并不是日常生活的首要之務。原因在于，其一，伊斯蘭文明在與西方殖民主義者相遇之前，在軍事上極少遭遇失敗，而軍事上的成功減少了國家在政治上對宗教的依賴。盡管在歷史上也有伊斯蘭哲學家遭到宗教迫害，[5]但國家并不會強迫普通穆斯林嚴格地履行宗教義務；其二，伊斯蘭教義主張個人與安拉直接建立聯系，各人為自己的行為向安拉負責，他人不得干涉。[6]因此，盡管伊斯蘭教義事無巨細地規定了日常生活中個人大量的行為準則，但并沒有一個合法的宗教機構去監督普通人的生活；其三，伊斯蘭教義規定：為了保持烏瑪的統一和純潔，每個穆斯林都有義務去鼓勵他人行善，阻止他人作惡，但具體方式可以自由選擇，伊斯蘭教義中并無規定。
此外，傳統穆斯林對政治的態度相對冷漠，這一現象被描述為“政治靜默主義”（political quietism）。而伊斯蘭主義者是反對政治靜默主義的。傳統的穆斯林家庭渴望自己與孩子在世俗上的成功，但是他們對政治卻敬而遠之，因為伊斯蘭教義主張等級制的社會，而且主張一種宿命論，也就是一切都是安拉事先安排好的。而伊斯蘭主義者則從另一些教義和傳統中，為自己的主張找到了理論支持，即“圣戰”這個概念，具體指的是每個穆斯林都有為烏瑪而戰的義務。[7]
傳統主義和伊斯蘭主義構成伊斯蘭教的兩個面向。當沒有受到外界挑戰之時，多數穆斯林會偏向傳統主義；當受到外界挑戰且處于弱勢時，穆斯林便會成為伊斯蘭主義者。美國的穆斯林嘗試建立自身的認同感便屬于后者的主張，這一主張試圖克服傳統伊斯蘭的多樣性，從而走向統一。雖然中東在美國對外政治和軍事上占據重要位置，但由于穆斯林移民內部的多樣性，美國穆斯林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相對薄弱。因此，北美民間主要的穆斯林政治組織，包括穆斯林學生會（Muslim Students’Association）、伊斯蘭北美協會（ISNA）、伊斯蘭北美圈（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ICNA）、穆斯林美國組織（Muslim America Society），還有被FBI調查的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Council of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甚至包括穆斯林在北美地區最有影響力的非政治組織–北美伊斯蘭法律委員會（Fiq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FCNA），在最近二十年間都對外宣稱，支持建立一個穆斯林裔美國人的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目的之一，如ICNA的主席在ISNA三月的教育論壇上所說，是就如何以伊斯蘭的方式在西方世界生活，給全世界的穆斯林做出榜樣。但是，正因為穆斯林意識到自己需要通過訴諸伊斯蘭來團結政治上的力量，其就會更加強調伊斯蘭的認同感，也就更難以接受美國的價值理念和文化信仰。
在日常生活中，宣揚個人主義的美國文化與傳統的伊斯蘭文化的沖突比比皆是。例如，對早期的穆斯林移民而言，美國不僅代表了更多的機會和希望，飲酒，豬肉，舞蹈，流行音樂，成人媒體，約會文化，同性戀，女權運動等也都對傳統的伊斯蘭信仰發起挑戰。早期的穆斯林移民一方面擔心自己的后代會失去穆斯林的認同感–不但在生活上美國化，而且失去了伊斯蘭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感受到非穆斯林的美國社會對自己的疏遠和敵意。例如，在公立學校里穆斯林女生容易受到非穆斯林男生的騷擾，美國教材對伊斯蘭的片面描述和歪曲讓許多穆斯林家長感到不適。因此，早期的穆斯林領袖就曾提醒穆斯林移民要拒絕美國化。[8]
近年來，穆斯林對美國的態度發生了悄然改變，其在公共場合已經很少將美國定義為非伊斯蘭文明的世界了。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63%的穆斯林受訪者認為伊斯蘭生活與當代社會并不矛盾。[9]穆斯林認為自己能夠在美國獲得政治成功。例如十年前有一些穆斯林的領袖夢想“有一天新月旗能夠飄揚在白宮之上”。[10] FCNA更是直接把伊斯蘭信仰與美國建國聯系在了一起，在其最近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主張：“伊斯蘭的思想和資源對極端的啟蒙運動和美國革命都有重要作用。”[11]
上述變化的原因可歸為三方面：第一，9·11之后美國的政治精英改變了對伊斯蘭的宣傳策略。他們將穆斯林區分成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溫和伊斯蘭主義者和傳統穆斯林，只有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才是美國的敵人。不僅如此，極端伊斯蘭主義者并不是真正的伊斯蘭信仰者，因為伊斯蘭代表了和平。最典型的是小布什總統對伊斯蘭的評價：“恐怖并不是伊斯蘭信仰的真正面貌。恐怖不是伊斯蘭。伊斯蘭乃是和平。”[12]美國的穆斯林精英和大多數穆斯林也接受了這一觀點。由于伊斯蘭文明本來就有反對混亂和弘揚秩序的理念，而《古蘭經》也主張伊斯蘭代表了和平。此外，大部分移民美國的穆斯林是為了尋求更多的經濟和教育機會，他們對美國的政治爭論本來就抱有漠視的態度，更何況這種解讀對穆斯林群體是一種政治上的幫助。[13]
其次，穆斯林這種解讀方式有助于塑造一個團結的穆斯林裔美國人的共同體和強調伊斯蘭文明的合法性：伊斯蘭價值和生活方式是獨一無二的，盡管伊斯蘭文明高于美國價值，但二者并不沖突，毋寧說伊斯蘭價值更為完備。因此，對穆斯林而言，伊斯蘭化便是更高級別的美國化。通過下文對全日制伊斯蘭學校的考察，筆者會進一步展示這種思維模式在實踐中的應用。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自民權運動以來，美國社會興起一股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潮流，這推動了穆斯林移民對伊斯蘭價值的重新解釋和回歸。認同政治鼓勵個人堅持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主張國家和社會應當尊重不同的個人認同。認同政治的主張立足于啟蒙運動所建立的個人主義的觀念，其假定文化屬于私人生活的范疇，而宗教則被歸入文化的范疇之中。民權運動之后，美國各級政府失去了干涉私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能力，伊斯蘭主義者藉此機會，宣揚穆斯林的身份認同，主張回歸伊斯蘭主義。下文將要證明，美國的全日制伊斯蘭學校所奉行的理念，正代表著伊斯蘭主義的美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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