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或譯為奧爾班，Viktor Orbán）于2017年發表的圣誕演講，“We Europeans Are Christians:Christmas Address 2017”。本文轉譯自美國保守派刊物《富有想象力的保守主義者》。
此刻，我們正等待著基督教世界最盛大節日的來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生日。在無聲的等待中，我們抬起眼睛，把自己從日常生活的煩惱中解脫出來，靈魂的視野就此變得開闊。在這種特別的氛圍里，我們可以總結過去一年的情況，并再次考慮來年我們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任務。
不管你是否承認、是否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歐洲人一直生活在一個遵循基督教教義的文化中。在此，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匈牙利前總理安塔爾·約瑟夫（József Antall）的名言：“在歐洲，即使無神論者也是基督徒。” 我們匈牙利人無疑地認為自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我們通過我們的母語——它與其他歐洲國家素無關系——了解并塑造了現實，它也給我們帶來了寶貴的遺產。（注：匈牙利語是歐洲最廣泛使用的非印歐語系語言）
我們從Mihály Babits（注：1883-1941，匈牙利詩人、作家，其詩歌主題多與基督教有關）那里得知，匈牙利精神是在我們的東方性格與西方基督教文化聯姻的產物。我們還可以說，它是匈牙利人的世界觀和心智的源頭。不過，隨之而來的也有許多困難、困惑、孤獨，以及面對周遭世界有一種陌生感。然而，匈牙利一千年來基督教的本質和我們的生活信仰使我們一直處于歐洲的中心。這就是為什么直到現在，我們仍忠實于我們的母語文化，同時對我們國家在一千年里為歐洲的崛起所做的貢獻而自豪。
《馬可福音》說，基督的第二條誡命是“愛人如己”。現今的歐洲圍繞著基督的這條誡命已有很多討論。人們經常用它來指責我們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同時又宣布不希望接納其他大陸的數百萬人在歐洲定居——甚至拒絕讓他們入境。
然而這條誡命包括了兩部分，我們的批評者忘記了第二部分：我們必須愛我們的鄰居，但我們也必須愛我們自己。愛自己意味著去接受并捍衛一切能夠體現我們身份的東西。愛自己意味著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家庭、愛匈牙利文化和愛歐洲文明。在這些背景下，我們的自由——匈牙利的自由——才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呈現。
數百年以來，我們深深地認識到匈牙利的自由也是歐洲自由的保證。在奧斯曼人征服時期，正是這種使命感使我們匈牙利人堅守陣地。正是這種使命感使裴多菲（Pet?fi）及其同胞浴血奮戰，而且，正是這種使命感使匈牙利青年在1956年的十月事件中勇敢無畏。我們的基本法寫道，“我們為吾王圣·斯蒂芬一千年前在堅實的基礎上建立匈牙利國而驕傲，為他使我國成為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而自豪”，它還寫道，“我們承認基督教在維持民族性（Nationhood）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注：圣·斯蒂芬，即圣·伊什特萬一世（匈牙利語： István，約970年至975年之間—1038年8月15日），匈牙利阿爾帕德王朝大公（997年—1001年）和第一位國王（1001年起）。伊什特萬原名沃伊克，其后在受洗后改名為伊什特萬，997年，伊什特萬一世繼承其父蓋薩大公，據有西北方的潘諾尼亞平原，伊什特萬靠著外來的武士及一些地方貴族打敗了受異教戰士支持的叔父，成為擁有實權的匈牙利大公。1000年12月25日，在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主持下伊什特萬加冕稱王，成為匈牙利第一任國王。伊什特萬一世統治時期，馬扎爾人完成了從游牧部落向封建國家的轉變。他在馬扎爾民族中推行天主教信仰。1001年，教皇為伊什特萬一世加冕，從此匈牙利升格為王國。
當我們對我們的身份劃出界限時，我們就把基督教文化標記為我們驕傲和支持力的源泉。基督教是一種文化，一種文明。我們已然生活在其中。其實質不在于有多少人會去教堂，或者又有多少人虔誠地禱告。文化是日常生活的現實：我們如何同他人談話、如何待人處事；我們彼此如何保持距離又如何相互接近；我們如何來到這個世上又如何離開它。對歐洲人來說，基督教文化決定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價值觀念。當遇到困惑時，基督教能夠給予參照和指導。在生活的矛盾中，基督教文化為我們指明了道路。它決定了我們對正義和不義、男女之間的關系、家庭、成功、工作和榮譽的理解。
我們的文化就是生命的文化。我們的出發點——我們人生哲學的起點和終點——就是生命的價值，就是每個人從上帝那里得到的尊嚴。沒有這一點，我們就無法評價“人權”和類似的現代概念。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懷疑我們是否能將其輸出到建立在其他基礎上的文明之中。
歐洲生活的基本要素正在遭受攻擊。現在，歐洲那不言而喻的本質正面臨威脅：人們不需要深入思考這些，而只需要采取行動。文化的本質是，如果它不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將會失去我們的參照點：一個人將沒有立足點，他將沒有任何參照去反省自己。不管我們是否去教堂做禮拜——或者如果去的話——我們都不希望被迫拉起窗簾隱晦地去慶祝圣誕節，以免傷害他人的感情。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圣誕市場被重新命名，我們也絕不希望不得不撤到堅固的柵欄之后。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被剝奪獲得圣尼古拉斯、圣誕老人和圣誕天使的歡樂的權利。我們不愿意耶穌的復活日被奪走。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宗教節日和儀式被焦慮和恐懼所困擾。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女人和女兒在新年前夜狂歡的人群中被猥褻。
我們歐洲人是基督徒。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迄今為止，我們認為耶穌降生、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復活是天經地義的。對我們來說，我們的宗教節日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期待它們為我們日常生活賦予意義。文化類似于人體的免疫系統：只要它工作正常，我們甚至都不會注意到它。當削弱時，它開始變得引人注意、變得格外重要。當十字架被從照片上抹去的時候，當人們試圖從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雕塑上摘下十字架的時候，當他們試圖改變我們慶祝節日的方式時，每一個有正義感的歐洲公民都充滿了憤怒。對于那些基督教徒來說也是如此——正如尤哈茨·吉拉（Gyula Juhász）英明地指出——“只不過是用圣水澆灌的異教徒”。甚至像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這樣的人也是如此，作為“無神論者的基督徒”，他們也為歐洲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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