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家現在也就是一只小雞。

雞養大了，就變成了鵝，

鵝養養了，就變成了羊，

羊再養大了，就變成了牛。

牛以后，就是共產主義啦，就天天吃餃子，天天吃肉啦。

——活著

慈祥順著她的花白的頭發一直梳進她的皺紋里。但當她拈起筷子時，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額頭上剎那間溝渠縱橫，蛇一般的青筋蜿蜒在太陽穴的兩側，鼻翕聳動，仿佛周圍的空氣都難以填滿一般。筷子像鷺鷥的長嘴一樣一次次的伸進她面前快要溢出來的肉碗里，將沐浴在肥油中的五花肉迅速叼起來，精準地填進嘴里。坐在她的對面，目光追隨著這塊巨大的五花肉通過她殘缺不全的門牙，一直深入黑洞洞的喉嚨里，你似乎能夠看到她的小舌在愉悅的抖動，為迎接即將到來的肉食心奮不已。

吃飯，對王桂珍來說，更像是一種虔誠的信仰，或是一種神秘的儀式，用來激起她年近七十的身體里涌動的那些許的活力。當你看著她枯瘠的喉嚨隨著食物的下咽而歡快的上下起伏時，當你看著她眼中那種夾雜著專注和欣喜的難以言喻的光芒，當你聽著咀嚼食物的聲音如此刺耳地從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老城區的一間不起眼的小屋子里傳出來時，你很難不相信這是一種神跡。

在這間小屋子里，神跡處處閃現——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和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的畫像一起被懸掛在一面墻壁上，共同接受冉冉升起的檀香和供盤里點心瓜果的供奉。而在它的對面，一幅巨大的年畫占據了墻壁的三分之二。畫面上，一個看起來不足三歲的胖娃娃在咧嘴微笑，而他微笑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有那么多的奇珍異寶聚攏在他的身旁——除了珍珠、元寶等等千年以來就惹人垂涎的珍寶外，在一個古雅的香爐中，還盛放著一疊疊印著毛澤東頭像的百元大鈔，而被娃娃緊緊摟在懷里的，是一條大得令人吃驚的紅色鯉魚，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它象征著永不匱乏的食物（連年有余）。

如果不是王桂珍身邊環繞著幾位穿著入時的孫輩，置身其中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亂之感。其中一個年輕人在吃飯時將一塊肉掉在了桌上，這一不經意的舉動深深的冒犯了王桂珍的時空，她將筷子從肉碗里戰略性地撤退出來，將桌上的肉夾起，戳進表情錯愕的年輕人的碗里：

“把它吃了！”

1 活著

憤怒與錯愕的表情在飯桌上凝成了一種沉寂的氣氛。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王桂珍憤怒的原因，在當代中國年輕的一代看來，王桂珍的行為不過是重復了一個令人生厭的古老道德訓誡——珍惜糧食。食物，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只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物質資料。當然，通過請客的排場和付賬時的大方來夸示自己的財富和地位又另當別論。

2012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一部關于食物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眾多觀眾的口涎中迅速躥紅，年輕一代正是熱捧這部紀錄片的主力軍。在年輕人看來，《舌尖上的中國》是一道華麗的視覺盛宴，全國各地令人食指大動的美食輪番讓眼睛品嘗，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秀色可餐。當然，它也是一個豐饒的寓言，無論是陜西黃土坡上的農民，還是云南深林中的山民，每一個臉上都顯露出飽足的神色，似乎食物總是俯拾皆是，取之不盡。

王桂珍也看過這部紀錄片，但和她的許多同齡人一樣，這部紀錄片的內容很難引起她的共鳴。

“里面那些吃食，除了那個黃饃饃，簡直想都不敢想。”“不就是個蘑菇嗎？一下雨樹底下一大片，怎么賣得這么貴？”“為了個吃，折騰這么半天……”

王桂珍的“批判”，與其說是與這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不如說是對食物的一種固執的情感。吃飯，對王桂珍和她們那一代人來說，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更是為了“活著”。

“活著”是一個包含著復雜情感的主題，對王桂珍和她的同齡人來說，尤為如此。王桂珍出生于1945年，這是一個推斷出的年份，按照王桂珍自己的表述，她是“抗戰勝利”的那年（有時也被表述為“打跑日本鬼子的那一年”）出生的。那個年代出生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自然時間似乎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被流放了，留下的真空被一系列的“政治時間”所填補。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運動被用作時間的刻度。就像1945年被替換為“抗戰勝利”的那年一樣，“解放”也是一個重要的時間刻度。1949年10月1日之前和之后被簡單的劃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后”。從1950-1960年被劃分為“剛解放那會兒（解放初）”、“鎮反”、“反右”、“大躍進”和“節糧度荒”時期。國、家、人就以這種微妙的方式被聯接在了一起，政治形勢的每一次變動都嵌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只有理解了這種時間觀念，才能理解王桂珍們的“活著”的意義。“解放前”是一段艱難活著的歲月，被稱為“舊社會”，很多時候還要加上“萬惡的”這三個字來進行修飾。在“萬惡的舊社會”，貧苦大眾飽受資本家、地主和帝國主義的三重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永無翻身之日，唯一的光明和希望就是中國共產黨。王桂珍對此深信不疑，盡管在1949年時她不過四歲，但少小年紀已經體會到黎明前黑暗的時刻。王桂珍清晰地記得在解放軍攻進北京前的那個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親開門時是如何被一具“倒伏”嚇到，急急忙忙地捂住王桂珍的眼睛，將她領進屋子，但是透過母親的指縫，她仍然可以看到一個灰色、臃腫的怪物趴在凍得結結實實的地上，從一個勉強可以稱作袖子的窟窿里伸出幾根像紅蘿卜一樣的手指——這個說不上駭人的景象永遠的刻在了王桂珍的腦子里，以致很多年后，她還記得那天晚上，當她發現吃的雜合面饅頭中夾著灰色的敗絮時，她把嘴里的食物全吐了出來，當然也挨了結結實實的一頓打。

在共產黨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平面粉價格上漲了4500倍。貨幣變得一錢不值。已有五十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他們或是去了解放區，或是到北方避難。工業生產已經基本停頓。基本原因是由于圍困造成的糧食短缺，一個工人每月配給的糧食只夠維持十天。許多人不得不吃過去用作家畜飼料或肥料的豆餅充饑。可能是由于缺乏維生素，最終使成年人患上夜盲癥，孩子永久的失明，有時甚至導致眼球破裂。

北平最終和平解放，但在上海的張璧如卻從食物中嗅到了迫近的戰火氣息。她那年已經十歲，卻像成人一般學會了同飛速上漲的米價進行賽跑。同時還要躲避沒有領到薪水的士兵們在弄堂里大肆劫掠。“我父母之所以讓我去搶購，是因為他們覺得小孩子身體小，很容易從人堆里鉆過去。”但她的父母顯然沒有想到，人小也意味著力氣小，同樣也容易被周圍的大人擠出來。有一次，她終于搶到了半袋面，興沖沖地跑回家，卻發現袋子不知何時被人捅了一個窟窿。當她沿著路回去找時，發現已經有好幾個乞丐在爭搶她灑在地上的米，其中一個最多只有五六歲大，但已經敢于和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撕打。他一面扯著另一個乞丐的頭發，一面將混著泥水的生米連續不斷地揉進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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