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遂平縣衛星公社的主席鐘德清對來訪的人民日報記者闡述了衛星公社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具體理想，這個公社因1958年的一個夏天收獲四千多萬斤糧食而蜚聲全國：“說糧食，公社打的糧食自給吃不清；說豬肉，每人一年平均二百斤，怎么也吃不完?！睔g樂的氣氛像投入水池的石頭一樣激起一圈圈漣漪，向全國擴散。人民公社如雨后的蘑菇一樣迅速生長起來，而公社的核心就是許諾將永遠散發著肉香的公共食堂。每到吃飯時間，這些公共食堂的鍋碗瓢盆便一齊奏響共產主義的頌歌。

“那時候，就連北京的胡同里都成立了公共食堂，一個月有好幾次吃紅燒肉”王桂珍很有些興奮的說：“食堂大師傅會變著法的做，就像競賽一樣。沒有人想過哪兒來的這么多肉。”

肉當然來自豬身上。1959年，這種為人類做出巨大犧牲的動物得到了最高規格的表彰。中國最高領袖毛澤東在這一年10月31日《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中將豬升為六畜之首，“豬占首要地位，實在天公地道”。

此時的豬，已經被塑造為近乎神話般的形象，它既然與國計民生緊密相連，那么它的形象也應當在寓意喜慶吉祥的年畫中占據一席之地。人們用“肥豬拱門”來形容福氣降臨，用“肥豬滿圈”來表示豐饒富足。民眾對豐饒和幸福的想象創造出五十年代最令人難忘的形象之一——山一樣大的豬。為了加強效果，還會讓一個綠豆大的人騎在它的背上。

奇唱歌來怪唱歌，養個肥豬千斤還有多。

腦殼谷籮大，宰了一個當三個。

三尺鍋子煮不下，六尺鍋子煮半個。

就像歌謠里所傳唱的那樣，為了使美好的理想能夠走下年畫，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就必須像弗蘭肯斯坦醫生一樣，敢于進行各式各樣激進的實驗。

其中一項實驗得力于偉大的中蘇友誼之下的文化交流。古怪的蘇聯科學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門生，他不承認遺傳學，而相信遺傳特性是由環境塑造的。就像水稻通過雜交培育優良品種一樣，牲畜自然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增產的需要。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建議農民將母豬與公牛雜交，以期宣傳畫中像牛一樣大的豬可以變為現實。這個建議雖然充滿善意的理想主義，但顯然沒有考慮到牛的感受，也沒有考慮到豬的感情，許多牲畜因此致殘。

最具黑色幽默效果也實行最廣的計劃可能就是“牛奶注射豬”這個古怪的實驗。它誕生于“趕英超美”這個充滿悖論的口號最流行的1958年。而這項計劃的來源正是脫胎于報紙上刊載的一則美國奇聞：一個美國人，因為小時喝牛奶太急，沖進食管，導致甲狀腺破裂，所以生長失控，年方三十，體重就已超過1400磅。吉林省的一位叫王德山的獸醫這則奇聞啟發下開始了他偉大的實驗——往豬的甲狀腺里注射牛奶。根據他的實驗數據，這樣處理的豬每天至少多長二斤肉。

在《人民日報》的推波助瀾下，這個方法迅速在遼寧、河北、山西、江蘇、浙江、江西、湖南乃至四川、云南實施。捷報頻傳，豬增肥的斤數，從最初的二斤，到河北的二斤半，再到浙江的三斤，一路飆升到四川的四斤，而在有些公社里則報告說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十斤。

理想的激情過后，人不得不面對現實。牛奶注射豬的實驗在湖南僅僅實行兩年，就成功地將60萬頭豬提前送入了天堂——當然，這還包括其它各種各樣荒唐的原因。大規模的實驗工程最終都如荒謬的黑色喜劇般草草收場。當帷幕落下，觀眾們驚訝的發現，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殘破蕭索的舞臺。無論是作為居于食物鏈高端的人，還是處在食物鏈低端的豬，都不得不面臨著一個困難的現實。

盡管從生物學上講，豬沒有任何社會組織，但在惡劣的條件下，一種尊卑秩序還是被這些牲畜自發的建立起來。弱小者必須犧牲自己為強大的同類讓道。豬在餓死前會展現出自然界最殘忍的一面——同類相食，北京紅星公社的牲畜死亡率達到45%，其中占死亡絕大多數的是那些羸弱的小豬，它們的死亡原因是成為了那些強大同類口中的食物。

弱肉強食這種動物的蠻性，再一次上升為人類的公理，這條公理最先侵蝕的就是家庭結構。當年只有八歲的丁巧兒因為母親患了腎結石，而父親病重在床，不得不代替家長去食堂打飯。沒有人因為她僅僅是個孩子而對她有所憐惜。劉巧兒在大人的隊伍里被推來搡去一個小時，才能打到一碗照得見人影的薄粥，作為全家的口糧。盡管為全家領飯的是巧兒，但她的父母還是會把她和妹妹的食物拿走給她的兄弟吃。在她的父母看來，女孩兒是可以舍棄的累贅，她們不能干活補貼家計、掙得工分又少，只能浪費家中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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