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著你死我活決心的王桂珍舉著半把笤帚開了門，準備一開門就狠狠砸下去。但結果卻發(fā)現(xiàn)是她倒霉的同班同學，捂著肚子站在門口。

這個喜劇般的結局卻沒有讓任何一個人笑出來：“我不得不將帶回來的米分了一點給他賠不是，我想要是我不給，他一定會搶的。”

但對一個人來說，在那時，確實沒有什么比懷揣著食物站在大街上更危險的事了。王桂珍的遭遇不過是個略帶緊張的間奏，真正的狂奏曲幾乎每天都在街頭發(fā)生。那些街頭上賣食物的小販成了高危行業(yè)，他們時刻要守護自己手中比生命還要珍貴的糧食免受像蒼蠅一樣聚攏過來的餓鬼的騷擾。在無錫，上街賣油餅的小販發(fā)明了一種特殊的盒子來保護他的油餅，這種盒子只有一個容兩根手指伸進去的小口，只有小販確定站在面前的是真正的買主，并且已經(jīng)確鑿無疑地將糧票和錢款握在手里時，才會將手指伸進去夾一片出來，而買主則會以最快的速度將整張油餅填進嘴里，晚一步就有被搶走之虞。即使如此，有餓紅眼的人還是會趁著小販不注意抱起盒子就跑，全然不顧盒子的帶子還纏著那個可憐小販的脖子。

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搶劫行為發(fā)生在天津的一個切糕攤前。“一層粘面，一層蕓豆，一層棗，熱氣騰騰，香噴噴的，格外誘人”收藏家陸克勤如此回憶這種令他回味無窮的童年美味，但二兩糧票只給一小片切糕，“吃了猶如茉莉花喂牛”。這種美食自然引來的不光是口水，還有覬覦的目光。當那名穿著背心和補丁褲子的小伙子過來聲稱要買四兩糧票的切糕時，攤主幾乎不假思索就切給了他，絲毫沒有想到為什么這么薄薄的一小片切糕，對方還要求切成兩塊。而小伙子接下來的行為解釋了原因：

小伙子雙手拿著兩塊切糕掂了掂，突然像貼膏藥似的將兩塊切糕分別貼在了攤主的兩只眼上，這黏糊糊又略帶溫度的年糕弄得攤主睜不開眼睛直亂叫喚，小伙子趁機將案上的切糕用屜布兜起來，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走了。

追究食物的來源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無論是買來的、借來的，還是偷來的、搶來的，只有將它結結實實的填進自己的肚子才是對生命價值真正的確認，以及對生活繼續(xù)的信心。充實腸胃的欲望已經(jīng)戰(zhàn)勝了所有的極限，感官也隨之退化。舌頭不再聽從大腦的安排，而完全服從于腸胃的需要。為了配合這種需要，一種叫做“代食品”的龐大食品家族應運而生，并且很快在全國各地的鄉(xiāng)村的灶臺和鍋碗里占據(jù)了煊赫的位置。這個號稱營養(yǎng)高、味道好的龐大家族包括除去塊莖以外紅薯的所有部分、玉米、高粱、小麥以及其它農作物的莖葉、糧糠、各種野菜和野瓜、各種昆蟲以及任何一種能夠從中榨取出一點點延續(xù)生命的營養(yǎng)的東西。很多人只有在事后才會回憶起當時食物的那種難以忍受的味道，而在當時無論是任何東西端到面前都能毫不猶豫的掃蕩一空。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種名為“小球藻”的代食品。你可以在任何死水和糞坑里見到它令人不安的灰綠色形象，實際上，當北大荒一個農村公社的社員閻德喜將這種綠色的液體送入自己嘴邊時，連他的腸胃都開始這種濃烈的尿騷味，但是他還是喝了下去，周圍的每個社員都裝作喝得津津有味，直到村支書帶頭將這種騷臭的液體吐了出來，才帶動起一股爭先恐后的嘔吐浪潮。而因病住院的北京人黃新原則發(fā)現(xiàn)醫(yī)院病房的活動室里就放有這樣一個培養(yǎng)小球藻的巨大的玻璃罐子，不久以后，他就在發(fā)給病號的菜湯里見識了這種東西的味道。

“我們像傳說中的神農一樣，嘗遍了百草百蟲，為擴充人類的食譜作出了貢獻”，莫言如此回憶那段歲月。他點數(shù)了他在那個年代所吃過的各種食物，并像美食家一樣對它們進行等級評定：“從吃的角度來說，榆樹皮是上品，柳樹皮次之，槐樹皮更次之”，而一些特殊的美食更是使他驚為尤物，“周身發(fā)亮的油螞蚱，炒熟后呈赤紅色，撒上幾粒鹽，味道美極了，營養(yǎng)好極了”“深秋的蟋蟀黑得發(fā)紅，肚子里全是子兒，炒熟了吃，有一種奇異的香氣”，還有一種豆蟲，在中秋節(jié)之后下蟄，“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全是高蛋白”。

但無論如何，米、面、豆、麥，這些長達千年來被人們口口相傳的糧食，才是人們心中真正的渴望。對莫言來說，拯救似乎在1961年到來，政府配給每個人半斤豆餅，“那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里塞。”莫言的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配給全家的豆餅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饑餓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

那是個來不及哀悼的時代，留下的只是關于吃的記憶。“為吃我浪費了最多的智慧，現(xiàn)在吃的問題解決了，腦筋也不靈光了。”莫言在《吃相兇惡》的最后如此寫道，這自然是謙虛之辭——諾貝爾文學獎的盛宴還在等著他去享受。

張璧如則習慣和她的老伴每天中午在上海徐匯區(qū)的同一家面館點同一道紅燒肉，就著寬湯的面條，坐觀窗外日移影斜。她總是吃得很慢，似乎要從里面咂出另一種味道來。紅燒肉的碟子越發(fā)的小巧了，價格也漲到了四十元，而且菜單上開始用港臺腔的“一例”來修飾這道菜。

“這群年輕人啊，真是養(yǎng)在蜜罐里，忘了苦！”王桂珍坐在樓群空地的長椅上不長不短地和幾個老人抱怨：“那年，我叔帶著他倆孩子從大興村里討飯一路討到我們家門口兒，我娘給了倆白面饅頭，救活了仨人。前天他孫子過來看我，就給我?guī)睃c兒這個！”

說著，她從稻香村的紙袋子里，拈出塊兒一字酥，用手托著塞進嘴里，惡狠狠地嚼了起來。

一點兒渣子也沒剩。

文/李夏恩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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