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領導考察與群眾推薦相結合的察舉制在實行的幾百年中也為漢王朝選拔了大量有用人才，是中國政治從軍功貴族走向文人治理的重要步驟。中國社會之所以長時期穩(wěn)定，甚至“超穩(wěn)定”，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統(tǒng)治者比較早地明白王朝的所有權不能完全等同于經(jīng)營權。劉姓的天下固然必須堅持，但經(jīng)營打理天下事務，還必須擴大統(tǒng)治基礎，從各方面吸納有用之才。

以群眾推薦、組織考察相結合的察舉制度確實選拔了許許多多的有用人才。如公孫弘，假如沒有這個察舉制度，他怎么可能從一個放牧人出任丞相并封侯？察舉制度為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一種可能，這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壞制度。

然而，如同所有事物一樣，水久生蟲，器久則壞，法久則弊。察舉制度到了東漢晚期，已經(jīng)衍生出一系列問題。不論是組織考察，還是民間品評，都被深度介入了人際關系，于是曹魏政權推出“九品中正”規(guī)范式考評，試圖以官方力量阻遏用人弊端。無奈，基于察舉基礎的九品中正依然無法根除利益勾兌，特別是世家大族、豪門名士、門閥勢力逐漸壟斷了原本自發(fā)自然的輿論環(huán)境，他們利用不對稱的權力架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任意品評，敗壞吏治，天下洶洶，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結果“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晉書·劉毅傳》）。九品中正成了不中不正，既得利益集團整體接班，不僅壟斷了一切資源，更重要的是破壞了社會上下階層的流動。

2 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

察舉制發(fā)展到九品中正，嚴重壓抑寒士進取之途，使統(tǒng)治集團無法獲得新鮮力量，統(tǒng)治有效性、合法性受到挑戰(zhàn)。隋建國，即廢中正，不再給士人劃分品級，只需參照“志行修謹”、“清平干濟”兩科進行考察，分別薦進。

煬帝即位，改革加速，大業(yè)三年（607年）令各級文武分孝悌、德行、節(jié)義、學業(yè)、文才等十科舉薦人才；又二年，將十科合并為四科，試圖制定人才選拔的客觀標準。

隋朝沒有在這方面建構起完整的體系，但其趨向深刻啟發(fā)了唐初精英。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諸州舉行人才選拔考試，報名資格是明于理體、為鄉(xiāng)里所稱。資格認定后由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十月向中央推薦，謂之舉進士，經(jīng)考試合格者，皆稱進士。這就將進士作為一個重要的科目規(guī)定下來，并明確每年十月到中央考試，明確州縣地方考試只是預試，相當于后來的鄉(xiāng)試，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試，才是國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確士人自愿報名，投牒自應，而不必再經(jīng)過任何官府或官吏的舉薦，使下層寒士獲得進入上層的機會。

唐朝設置的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制科兩類，每年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稱為“分別科目，舉送人才”。這就是科舉最準確的含義及其由來。

明經(jīng)、進士兩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jīng)義或時務。后來，這兩科內容、名目雖有變化，但其精神就是進士重詩賦，明經(jīng)重帖經(jīng)、墨義。

所謂帖經(jīng)，就是將儒家經(jīng)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只開一行，再用紙?zhí)w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jīng)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jīng)與墨義，只要熟讀儒家經(jīng)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死記硬背比較容易，文學才能畢竟需要某種天賦，所以重詩賦的進士科比較難，而以儒家義理為主的明經(jīng)科相對較易。

科舉制經(jīng)宋明兩代不斷完善，逐漸定型，日趨規(guī)范。通過這項制度，不僅滿足了王朝政治的人才需求，而且極大激勵了士大夫階層的情緒、向心力。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三百多年中，進士總數(shù)接近十萬人，舉人、秀才以百萬計。

事實證明，在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的科舉考試，極大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十萬進士、百萬舉人，相當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公正。

科舉體制為唐宋以來輸送了大批名臣能相、國之棟梁。我們今天許多人對文人從政以為意外，好像中國政治從來就是武人操控。這是不對的。至少從宋代以后，中國政治基本上就是文人的舞臺，士大夫階層的重要職業(yè)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治，掌控政治。所謂中國社會的“超穩(wěn)定”結構，十八世紀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政治秩序的贊美，主要的都是因為科舉制為輸送了取之不盡的有教養(yǎng)有學識的人才。

作為“天朝上國”，中國文明對周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科舉制被日本、越南、朝鮮等地長時期采用。據(jù)一些學者的研究，十九世紀中期從英國開始的文官制度，也有相當部分來自科舉制的“制度移植”。

當然，作為一項制度，科舉制在最充滿活力的時候也潛伏著危機，這個制度本身幾乎一直處在改革、調整的狀態(tài)中：

一是內容的改革。自隋唐至明清，科舉考試的內容有很大的變化，盡管在主旨上沒有脫離儒家思想的主導，但在細目上，在學術資源上，前后前明顯不同。后期，由于中國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調整，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導思想，朱熹的注釋，成為考試的標準答案。

二是考試手段，防作弊的手段，不斷改進。考試，從來都是考官、考生的博弈過程。考場作弊，是人類的天性，防作弊也就成為科舉考試的一個重要內容。讀舊時小說，說了很多作弊的技巧，反過來，也說明科舉考試為了維護社會公正，確實致力于防作弊，對于作弊者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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