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時移世易:落后的原罪
科舉制滿足了農業文明、帝制時代的基本需求,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介入,科舉制、八股取士的制度肯定還會不斷完善,推陳出新。
然而,歷史發展總有出人意表者。就在科舉、八股日臻成熟的時候,歐洲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以八股取士為核心的科舉制終于走到了盡頭。
西方的新變化在最初進入中國的時候并沒有對科舉體制構成壓力,相反,西方人反而認為科舉制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因而將這個制度引向西方,構成后來西方文官體制的一個重要因素。
視科舉制有問題,主要發生在1860年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之后。實事求是說,中國在那時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終于開始學習西方,但是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從骨子里并不認同中國文明整體性落后于西方。那時的中國精英普遍認為中西之間的差異只在中國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缺少工業文明、商業文明,更缺少科學技術,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在失敗之后依然信心滿滿,相信“中體西用”,相信缺什么補什么,中國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
中國人當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明,有針對性學習西方,補上最缺的那些東西也不算錯。1862年,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隸屬于總理衙門,聘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管理館務,幾年后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擔任總教習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在同文館任職的中外教習有傅蘭雅、馬士、李善蘭、徐壽等。同文館儼然成為中國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的重鎮或大本營。
在同文館存在的四十余年間,培養了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的專業人才,但同文館體制忽略了一個重大問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那樣從整體上建構一個現代教育體系,因而導致科舉制與近代科學不接榫:學科學的人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獲得功名,沒有功名,就沒有辦法進入體制;繼續埋首科舉考試的人不懂科學,甚至不懂時務,所學非所用,盡管獲得了功名,但對體制,對社會,簡直就是廢人。
為彌補這些缺陷,馮桂芬提出“改科舉”、“改會試”、“廣取士”、“停武試”等一攬子科舉改革方案,讓科舉選出的人才合乎社會需要。馮桂芬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學技術專業人才如何與科舉體制相互銜接的問題,建議“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撥款設船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工成與夷制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制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廩其匠倍蓗,勿令他適。”(《校邠廬抗議·制洋器議》)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畢竟同文館畢業生漸多,留學歸來者也開始出現。1874年,李鴻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個科舉變通方案:
臣愚以為科目既不能驟變,時文即不能遽廢,而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似應于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現在京師既設同文館,江省亦選幼童出洋學習,似已辟西學門徑,而士大夫趨向猶未盡屬者何哉?以用人進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擬請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設立洋學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持其事。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軍器制作之原。外國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窮。華人聰明才力,本無不逮西人之處,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門,蓋無以鼓勵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議,于各種略同一二者,選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學而精者為之師友,按照所學深淺,酌給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試以事,或分派船廠炮局,或充補防營員弁,如有成效,分別文武,照軍務保舉章程,奏降升階,授以濱海沿江實缺,與正途出身無異。若始勤終怠,立于罷革。其京城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習算學生,及出洋子弟學成回國,皆可分調入局教習,并酌量派往各機器局、各兵船差遣。(《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十四)
李鴻章想到了科舉改制,想到了新人才的出路,唯獨沒有想到的是像日本那樣,建構一個全新的教育體制。因而等到甲午戰敗,知識精英迅即將失敗的根源歸結為科舉,歸結為中國沒有新教育。嚴復說: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墮壞志節于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壞人才,國隨貧弱。此之不除,徒補苴罅漏,張皇幽眇,無益也;雖練軍實,講通商,亦無益也。(《救亡決論》)
梁啟超寫道: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后,講求洋務,三十余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于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飄搖一至,同歸死亡,而于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啟超的看法對,又不對。對,是他看到中國之所以在中興之后不堪一擊,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開學校;不對,是他接著強調“學校之立,在變科舉”,以為學校是科舉的延伸,科舉是學校的前身。梁啟超的這個看法對中國教育史、科舉史的研究,都是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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