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張的結論是：

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

他們建議，即便科舉不能驟廢，亦當斟酌變通，分科遞減。務期科舉逐漸而盡廢，學校櫛比而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奏請遞減科舉折》，《光緒政要》卷二十九）

袁世凱、張之洞逐年遞減科舉的建議并沒有很快見效，各省學堂仍未能多設，經費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并未專重學堂。科舉若不變通裁減，則人情不免觀望，學堂興起就仍然只是一個期待。為此故，張百熙、榮慶、張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議“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張之洞年譜長編》，811頁）

這個建議獲得清廷認可，批準諭旨以為“學堂、科舉合為一途，系為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因而批準自丙午科（1906）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后歸學堂考試。（《光緒朝東華錄》，5129頁）

按照這個建議，科舉制已經走到了盡頭，但還不是立即結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聯銜奏請“立停科舉以推廣學校”，理由還是那些理由，只是不再留有過渡期：

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廢，學堂遍設，亦必須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侮。科舉素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而中國士子之留學外洋者亦知進身之路，歸重學堂一途，益將勵志潛修，不為邪說浮言所惑，顯收有用之才俊，隱戢不虛之詭謀。所關甚宏，收效甚巨。（《光緒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處，清廷有什么還好猶豫的呢？兩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準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并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運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至此壽終正寢，成為歷史陳跡。

廢科舉是近代中國一個重大事件，給那些不通新學一心科舉的士子帶來嚴重不適，但說廢科舉阻斷了青年士子晉升之路，并進而引發對體制的抗爭，引發辛亥革命。這樣的說法夸大了事實。事實是，一部分年輕讀書人早已準備出洋留學，或進入新學堂；對新知識沒有感覺的“舉貢生員”，清政府并沒有聽之任之，讓他們流落社會，而是“分別量予出路”（《德宗實錄》卷548，273頁）。

文/馬勇 來源：作者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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