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經濟社會”的誘惑再現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場刺殺，德國人將會如何評價他?約阿西姆·費斯特在《希特勒傳》中設想了這么一種可能，他的結論是：“只會有少數人猶豫把他稱為德國最偉大的國家巨匠，或者德國歷史的完成者。”這真是一個讓人沮喪的判斷，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實。

希特勒上臺之前，由于他顯而易見的混亂、癲狂和可笑，以至于多數知識人對他輕蔑有加，圖霍爾斯基就曾經說過：“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希特勒上臺之后，人們一開始對即將到來的政治清洗充滿了恐懼，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點打擊、定點清除了少數幾個代表人物，多數人并沒有真的受到波及，他們只是被雨點打濕了衣服，被大風吹翻了帽子，但并沒有受到真正意義的傷害。于是，預想中的絕望，以及絕望中的反抗，都沒有出現。相反的，人們暗自松了一口氣，相互舉杯，竟有了劫后余生的歡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后余生的德國人發現他們正在“追隨”希特勒經歷一場極權主義“奇跡”：

在經濟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國總理的時候，德國有六百萬失業人員。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國實現了充分就業。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難與大眾貧困，變成了普遍的小康狀態。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希望與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絕望。更奇妙的是，從蕭條到經濟繁榮的過渡不是通過通貨膨脹實現的，工資與價格完全穩定”。

在軍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國總理的時候，德國只有一支十萬人的、沒有現代武器的陸軍，沒有空軍。1938年，德國成了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大國與空軍大國”。

在外交上，成功擴軍意味著“廢除了《凡爾賽和約》的關鍵部分，即對于英國與法國的政治勝利，意味著歐洲權力格局的劇烈改變”。

面對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解讀希特勒》中干脆利落地做了總結：“從1930年至1941年間，不管是在內政，還是在外交與軍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動都是成功的。”

甚少有人能夠抵御大國崛起帶來的眩暈感。也正因為此，哈夫納承認費斯特思想實驗的結論：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國人將會永久地懷念他、歌頌他，因為那些曾經對希特勒心存疑慮的人已經深深折服于他的“成就”和“偉業”。

事后之明總是太過輕巧甚至廉價，哈夫納說：“今天，老年人容易說：‘當時我們怎么能……?’年輕人很容易會問：‘當年你們怎么能……?’”但實情卻是，對身處其境的人來說，“必須具有極為罕見的敏銳與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與成功中看出后來災難的根源，而且需要極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這些成績與成就的魔力”。

這樣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魯克無疑就是其中之一。這位日后成為現代管理學奠基者的年輕人當時還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畢業生。1933年希特勒掌權之前的幾個星期，年僅二十四歲的德魯克開始著手撰寫《經濟人的末日》一書，最早的節錄本在1935-1936年間由奧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納粹的出版商以小冊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書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當我們站在塵埃落定的歷史盡頭回看《經濟人的末日》，會不由自主地嘆服于德魯克的先見之明：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將會受其內在邏輯的驅使走向“終極方案”，也即屠殺所有的猶太人;西歐的大軍將無法有效地阻擋德國人;斯大林最終會同希特勒簽署協議。所有這些在當時正派的歐洲人聽起來天方夜譚式的預言，都一一得到了驗證。

這是一本異常杰出的政治小冊子——敦刻爾克大撤退和法國淪陷之后，英國首相丘吉爾下令把它列入英國預備軍官學校的畢業生書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傳的功能。但是這部小書名垂青史的原因不僅在于它的預見性和戰斗性，還在于它是一部極具獨創性和開拓性的社會學專著。它不像哥頓·克雷格《德國：1866年到1945年》那樣探討極權主義的政治史和經濟史起源，也不像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那樣梳理極權主義的哲學史和觀念史淵藪，對希特勒的生平個性更是只字不提(此類代表著作包括約阿西姆·費斯特的《希特勒傳》、哈夫納的《解讀希特勒》)，《經濟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韋伯開創的偉大的社會學傳統，探討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解剖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組織方式，對社會現象進行真正的“社會”分析，研究社會的緊張、壓力、趨勢、變遷和劇變。正因為觀點和方法上的獨樹一幟，讓這本小書不斷地重印再版、歷久彌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魯克不無驕傲地指出：“本書是20世紀前半葉，也就是極權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事件興起之際，第一本試圖理解這一主要社會現象的書。即便是20世紀后半葉，它仍是如此嘗試的唯一作品。但愿光憑這點就能使本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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