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經濟人末日”不是一個普遍有效的論斷，在時間上它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地理上只適用于德意兩國而不適用于英美等國。“經濟人末日”這個論斷既低估了“經濟人”概念的彈性和容量，也誤判了“經濟人社會”的茍延殘喘能力(以蘇聯為例)以及自我糾錯能力(以歐美資本主義為例)。

一直以來，理論界都在試圖擴充理性-經濟人的概念，用合情理的、自愛等觀念去增厚理性-經濟人的單向度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理論上的修訂不能反映到制度安排上，如果社會組織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仍舊是傳統的經濟人假設，那就只是理論家的自說自話。毋庸諱言，現代資本主義所孕生的巨大不平等與選舉意義上“徹底的民主制”構成的巨大張力，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所無法消化的積食。但這不意味著只有“非經濟社會”(無論它是法西斯主義的還是自由民主的)一條路可走，事實上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就是在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內部進行挖潛，部分承認社會主義以及平等價值的合理性，但不放棄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0年代，英國保守黨議員斯克爾頓意識到英國正在步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帶來的關鍵問題是“普羅大眾——他們中的多數人依靠工廠的工資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遠遠勝過其經濟地位”。斯克爾頓相信，整個國民生活因此處于結構性失衡的危險之中。修復這一失衡的方法不是走“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道路，而是實現所謂的“財產所有的民主制”。斯克爾頓明確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理由是“每個人所有，就等于沒有人所有”。但與此同時，他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對財產匱乏的普通民眾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財產所有的民主制”本質上是執兩用中的策略：在反對公有制的同時，通過大范圍地拓展財產所有者的數量讓保守主義者得以正面回應社會主義的挑戰，這么做的優勢在于“既不會導致革命也不會對工人階級的要求無動于衷”。與此同時，鑒于私有財產對于個體性的充分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唯有有產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獨立性、主動性和責任感，因此，在“徹底的民主制”成為現實的“新時代”，就應該大范圍地擴展財產所有者的人數，借此將工薪階級的經濟地位提升到與其政治、教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保證他們擁有實踐政治自由的品格與能力，從而解決國民生活失衡的時代問題。

“財產所有的民主制”致力于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實現自由平等價值，按照德魯克的標準，這當然仍舊屬于經濟人社會的思路。從戰后的發展看，這一努力(包括二戰期間興起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雖難言徹底成功，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資本主義因其巨大的自我調適能力而續命，并未走上德魯克預言的“非經濟社會”的道路。同樣的，蘇聯在戰后仍舊堅挺了四十余年才轟然倒塌，盡管它的確從未真正實現過自由平等的現代承諾。

馬克思說，歷史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遺憾的是，人類似乎天生是一個鬧劇演員，誰都無法預言那些東西會不會再次卷土重來。

時間來到2016年，距離二戰結束已逾七十年，這七十年里，有的大國崩潰了，有的大國正在崛起，有的奇跡業已證明是幻象，有的奇跡光環褪色，巴黎剛剛經歷暴恐襲擊，伊斯蘭國的威脅如影隨形，朝鮮的核試驗又紛至沓來，追求平等的歐洲福利國家危機空前劇烈，以自由立國的美國正在遭遇桑德斯與川普的左右夾擊，時代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類法西斯的“非經濟社會”的誘惑再次出現。

也許，德魯克關于經濟人末日的預言并沒有錯，它只是提前了半個多世紀?

德魯克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說：“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或許跟之前的所有社會一樣，瘋狂錯亂。但偏執不是治愈瘋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瘋狂的環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現代性的根本宗旨就是憑借人類理性去營建和維系一個理性、有序、可控和可理解的社會秩序。雖然二十世紀的歷史充滿災難和無序，但在一個上帝遁形的時代，我們只能將現代性的自由平等理想堅持下去，讓自己的行為理性起來，正如德魯克所言，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擁有一個正直的、有意義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個正直的社會。

就此而言，德魯克給我們的啟示也許并不在于“非經濟社會”這個理想，而是無論采取哪種社會組織形態，我們都必須堅持“自由平等”這個信念。

所謂“敗而不潰”，或許這就是現代人的宿命吧。

文/周濂 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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