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西藏貴族

1900年，極端保守的清朝朝廷王公支持排外的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并強迫清廷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此時對滿人的不滿開始顯露出來，即使是相對溫和的漢人官員也普遍認為滿人本身是中國衰弱之源。4年之后日俄為爭奪在滿洲故里的主導權，在東北爆發了戰爭（1904-1905年），清廷對此毫無辦法，只能袖手旁觀，這使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清朝政府的無能。對清朝的批評者分為兩大陣營：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認為推翻滿洲統治是中國復興必要的第一步，改良派則主張以君主立憲制取代清朝的專制統治。對于這兩大陣營而言，主要動機都是民族主義。二者都認為，只有將清朝帝國統治下的臣民轉化為擁有政治參與權的公民，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才能激勵人們承擔起必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義務，加強國家抗御外來威脅的能力。清廷對此的反應是實行新政改良計劃：訓練新軍，以現代學校制度替代古老的科舉考試，鼓勵經濟發展，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建立郵政系統，準備實行憲政，并允許在充滿生氣的報紙和期刊上展開對政治事務更為公開的討論。

為了理解20世紀初指導政治發展的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簡要地了解一下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是有益的。當時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他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緝，流亡日本。此后，成為了一位多產的作家并擔任了不少革新派雜志的編輯。梁啟超積極倡導民族主義。“民族”一詞為日本外來語，它結合了“民”和帶有血緣含意的“族”，“民族”也因此帶有一種具有共同祖先的意味——對于漢人來講，這個祖先通常就是黃帝和炎帝。在當時的用法中，“民族”通常指的是“國民nation”，也可能只指“人群people”（如蒙古人），或少數民族（nationality），甚至是“種族”。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這是對民族主義者思想的基本原理進行的非常切實的論述，但它回避了究竟誰才是“中國人”的問題——保護誰的自由，要避免誰侵犯誰的自由。梁啟超在著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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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華民族”都包括誰，梁啟超前后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來說，他指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是那些“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的人。他還認為，漢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族，由很多于古時具有文化差異的群體構建而成，后來逐漸相互吸收、同化而成為一個民族。清朝垮臺之后，梁啟超直接面對了這一邏輯所具有的現實內含。他注意到，雖然共同的血緣、語言和宗教都有助于民族的形成，但是民族的決定特征應該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他注意到在古代文獻中，由于中國南方楚人接受了“蠻夷”身份，遂使得華夷文化之差異得以確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楚人的民族意識則逐漸與漢人趨于一致。更近一點，清朝“當其初期，創制滿洲文字，嚴禁滿漢通婚。其他種種設施，所以謀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間，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變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葉，滿洲人已無復能操滿語者，其他習俗思想皆與漢人無異”。相比之下，蒙古人“猶自覺彼為蒙人而我為漢人。故蒙古人始終未嘗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不過，梁啟超認為蒙古人就像新疆的穆斯林和藏人一樣，住在中國的境內。歷史上的中國正是從這種多樣性中獲得了力量（一種中國式的多元文化主義），而漢文化的吸收能力最終證明了這一能力也可以同化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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