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經濟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

在工業化之后，我們觀察到世界各國都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經濟增長停滯。就是現在通俗講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關注這個現象及其背后的邏輯。為什么在初期工業化之后，大多數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以前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在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曾經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計劃經濟國家，它在趕上西方國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經濟上、技術上的停滯不前，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衛星國解體轉型的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為什么他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個是市場的缺失。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市場的空間，資源、效率長期低下，民間激勵不足，沒有創新的動力，技術落后，單純依靠國家的強制資本積累來驅動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索羅的詛咒”。

索羅教授是MIT的經濟學教授，以增長理論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洞見就是，一個國家可以依靠資本積累、依靠投資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來實現經濟超出傳統經濟速度的增長。但是這樣的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的長期失效，使其對外無法承擔冷戰軍備競賽的動速，其低效率的經濟背上了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對內不能夠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所以這個經濟形式就難以為繼了。1990年前后，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從世界的范圍來看，計劃經濟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場的缺失，使私人資本無法發揮他的創造力，技術上長期落后，僅僅依靠國家官僚體制增加投資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類，是東南亞和拉美的權貴資本主義，或者叫民粹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存在著市場，允許私人資本的經營，但是由于政治結構、制度體系所決定，私人企業家沒有把他的精力、時間和資源更多的用于技術創新和理性經營，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關系，運用政治上的行政權力獲得資源和市場方面的優勢，壟斷資源、壟斷市場而獲取利潤。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效益和技術水平，也像計劃經濟國家一樣，長期處于落后狀態。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頭承諾換取選票，用民粹主義的一些政策和措施，當選之后造租尋租與商界勾結。在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為什么我們要反對人治實行法治？從經濟學角度講，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無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確透明的規則，可以建立起穩定的預期。這種有穩定預期的情況下，企業家才可以進行長期的個別的研發投資。只有明確規則才能顯著的降低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國企業家都在抱怨說交易成本太高，因為過去有掌握公權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沒有明碼標價，你需要去猜測，所以這個交易成本不僅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遠遠大于吃拿卡要這些成本。企業家沒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市場上沒有制定明確的規則，事情就很難辦。不怕繁難的規則，就怕規則不明確。市場之所以要強調法治，就是要明確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樹立起穩定的內在的機制，使企業家能進行長期的商業投資和計劃，特別是在當前極為重要的研發方面的投資。

由于東南亞拉美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雖然有市場，但是效率低下，又沒有創新，企業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權力拉關系，這樣的經濟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另外一類國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他們不能建立穩定的秩序，工業化、服務化無法發展，到今天依然是傳統經濟方式，使得他們長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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