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模式害了中國

1.德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教訓

在后發的現代化國家中，只有德國日本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高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與拉美和東南亞相比，他們的區別在于：

德國和日本實行的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釋放了私人資本投入創新的動力。

在這兩個國家，技術在不斷前進，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是德日兩國的問題，在于經濟現代化、法律現代化的同時，保留了傳統的政治體制，于是先后走向了集權和戰爭。這是現代化的歷程中，我們不得不汲取的一個沉重教訓，就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須是全面的現代化，僅有經濟的現代化遠遠不夠。如果政治現代化不能夠跟上的話，會給本國民眾、給世界造成重大的損失。

2.中國的斯密式增長模式與凱恩斯式增長模式

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前30年是模仿蘇聯的計劃經濟，實現了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非常有限的工業化。這個有限工業化，可以用一個指標來衡量。1978年改革開放的前夜，中國的城鎮化隊伍只有20%，工業化和城鎮化本應是齊頭并進的，工業化完成的標志是城鎮化起碼要超過50%，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再從事農業，而是從事工業和商業。20%的城鎮化數據，說明前30年里，工業化和經濟的現代化都非常的有限，只是提供了保證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國家建立了秩序，保證了國家安全。基本的工業化所取得的這一成就必須給予肯定，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工業化水平低下，中國經濟水平的整體效益中，人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有相當大的差距。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把前30年有限的工業化進一步向前發展，從1978年到1990年末，中國是遵循了斯密式的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30多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年到1990年末期，我把這個階段稱為斯密增長模式。

整體來看這一階段，政策上國退民進，資源重新配置，從低效的農業部門轉向高效的工商業部門，從低效的國有部門轉向高效的民營部門，制度變革，徹底改變了企業家和勞動階層的激勵機制。這一改變，提高了企業家對勞動階層的生產效率，這是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前20年增長的根本動力。

第二個階段，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從斯密模式轉向了凱恩斯模式。

增長模式的改變是無聲無息之中發生的，其主要表現是政府逐漸走向前臺，國退民進變成了國進民退，政府的規劃替代了市場的資源配置，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拉動投資需求，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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