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今天的韓國社會，在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融合中，統一性和多樣性并存著。儒教的傳統文化和自由民主主義在韓國的土壤里扎根，形成了韓國特有的氣韻。從歷史來看，韓國社會承襲了重視等級制度和統一性的儒教文化，這與基于指揮統一原則的軍事組織的基本特征本質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過去的六十年里，尊重個體多樣性的“自由民族主義”已經深深地植根于韓國，這其實為三軍并立制或合同軍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充分尊重軍種多樣性及專業性的基礎上，加強三軍的聯合性及統一性，才是真正提升軍隊戰斗力的融合式發展之路。

總之，綜合考慮世界戰史的經驗教訓、韓半島安全形勢、單一戰區的特性、對朝作戰經驗、新的韓美聯合防衛體制、軍事文化的特殊性、韓國社會的發展歷程等因素，對于韓軍來講，軍政軍令的一元化比二元化更為高效。2011年的“太極”演習和“乙支·自由衛士”演習期間，對指揮結構改編案的實效性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指揮結構改編案達到了預期效果。但是僅憑兩次演習的分析評估結果，很難斷定指揮結構改編案是盡善盡美的。更何況還存在韓軍軍事指揮部間的各司其政，各行其是，韓美聯合空軍指揮體系間的不均衡等具體問題。距離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還有一段時間，這段時間里，韓軍應不斷地改進和完善指揮結構改編案，將國防改革的危機降低到最小,將國防改革的成本減少到最低。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應充分聽取有實戰經驗的國內外專家的意見和看法，認真分析與研究，穩步推進指揮體制改編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軍種職責應清晰化、制度化

合同軍制的優點是三軍的專業性與三軍的聯合性均得到發展，進而產生協同效應。專業性和聯合性協調發展，需要做到縱向、橫向一體化，即從縱向來講，依據指揮統一原則，從參聯會主席、各軍參謀總長到作戰部隊，實現統一指揮、協同作戰；從橫向來講，陸海空三軍為了同一目標，分擔責任、相互配合，按照任務、方向、地區（地域）和時間實施的協調一致的行動。在這一過程中，總統和國防部長負責指導戰爭、設定戰爭目標及戰略目標、集結一切力量、支援軍事作戰等，參聯會主席負責戰區及聯合作戰，各軍種參謀總長負責陸海空作戰。

但是，作戰指揮體系中上下左右的作用分擔，僅靠作戰指南其實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從“天安艦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平時嚴格按照危機管理指南進行了演練，但在發生突發狀況時，同樣會讓人驚惶失措，具體情況也可能與作戰指南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在平時組織實施危機管理及戰爭演習時，應比實戰還要細致入微，那樣才能在“有事時”時，做到條件反射式應對。總統、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各軍參謀總長等上層指揮機構需確立起具體的責任及義務，并通過實際演練，使危機處置規范化。在這一過程中，上層指揮層不應以班長心理(squad leader mentality)過于干涉現場指揮官，而是通過垂直的作用分擔，來最大限度地保障現場指揮官的作戰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保障軍事作戰成功的第一步。

三軍作用的橫向分擔，需要各軍擺脫“利已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各軍種、兵種在統一指揮下協調一致地行動，發揮整體威力。2009年，參聯會的分析報告顯示，阻礙軍隊一體化的因素主要有各軍本位主義、對其他軍種的認識不足、軍隊結構問題、人事制度不完善、聯合教育未落實等。今后，韓軍要真正實現一體化，不但需要進行體系建設，還需要發展新的軍事文化，加強一體化教育，開發一體化戰略、戰術，保障戰斗力要素間的互聯互通互操作等。

三是加強決策過程的一體化

決策過程一體化是戰爭戰略規劃、作戰計劃制定及“有事時”統一指揮和協調各軍兵種行動的前提條件，這就需要各軍在參聯會的人員分配比例保持合理性。從理論上來講，參聯會中的陸海空軍的編成比例為1:1:1的情況最為理想。但是，韓軍的三軍兵力比例為8:1:1，將領比例為5:1:1，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參聯會編制三軍完全平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8.18計劃時，韓軍曾致力于將參聯會陸海空軍編成比例調整至2:1:1。《國防改革基本計劃2011－2030》在此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增設參聯會中的三軍通用職位，并為實現作戰部門主要職位三軍均衡化做了種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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