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后，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里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們眼里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里購貨。”（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后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后走到一個廟宇里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將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后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別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團船只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里，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后，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并非首次，不過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并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五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于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后，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于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只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并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后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干凈后腌在鹽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后，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于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尸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只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只是一條狗的尸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于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后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么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于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樂于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
六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墻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里，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于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并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云，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并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于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于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系。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系，而是一種道德的關系，一種與因果關系相聯系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系。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后得出結論說：
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這種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于聚積財產。對權勢的貪欲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執法官員有權凌駕于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鴉片戰爭的種子：18世紀英國人眼中“停滯的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