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章為2015年7月26日劉仲敬在鳳凰網的講座，六篇共計約5萬字。這次演講的主題是“蘇聯與日本：20世紀遠東的博弈者”，在演講過程中他主張整個20世紀遠東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蘇聯與日本博弈的過程，這這個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都是處于一個配角的地位。作為世界革命計劃的一部分，蘇聯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顛覆19世紀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但是這期間付出犧牲最大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像現在的黎巴嫩人一樣，用處是替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充當人肉盾牌。而作為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遠東部分秩序維護者日本，為了維持舊有秩序，為了不讓蘇聯破壞這個體系，日本對蘇聯在華的每一項活動都進行了反制，但是日本的報復，全都打在了中國人的身上，沒有打在蘇聯的身上。這就是國民革命和后來蔣介石政權的全部意義。

（一）歐洲中心與世界格局

我們要理解歷史，首先就要理解歷史的各個作用主體在整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體的相對位置搞混了，那么你把史料堆積起來是不能給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你要把層次和格局搞對，把相應的比例感調整好，然后才能懂得各個角色之間的相互位置。這種做法照陳寅恪的說法就叫做“各族盛衰之連環性”。他發明這個說法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能用從漢到唐的王朝政治邏輯去考慮中古時代的歷史演變，你要把整個亞洲北部的各個種族和政治勢力的連環互動考慮進去。因為隋唐也不是亞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時間內，它在突厥面前還是處于被動的。而許多歷史學家故意地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他政治勢力對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喪失了適當的比例感。所以僅僅把視野放在中原內部，結果對中原本身的政治發展也就不能得出正確和適當的認識了。要理解隋唐，就得理解隋唐的來源，他們毫無疑問是武川節度使的鮮卑人的后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國以來蠻族南入中原的整個格局。所以中古史的問題，是整個中亞到內亞的歷史格局演變的一個被動和附帶的結果。他的看法比其他歷史學家高人一籌，就是因為他的眼界更廣闊一些，所以厘清線索比較容易。

近代以來的遠東也是類似的情況，你不能像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那樣把它看成一個相對孤立的整體。近代世界的國際體系中心，毫無疑問在歐洲。無論是拉丁美洲、中東、南亞還是遠東，它們的內部的小體系或者子系統的運動，都是歐洲國際體系運動產生的余波。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東亞大陸內部，那么你得出的結論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程度，就有點像是湯因比（1889-1975，英國歷史哲學家，他的《歷史研究》勾勒了世界26個文明的興起與衰落）曾經描繪過的一種東非中心的歷史。據他說是，坦桑尼亞或者肯尼亞一帶的德屬坦噶尼喀的某一個黑人部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解釋，就是說，由于英國登山隊員和德國登山隊員，在敬拜山神的過程中間有所差異，結果得罪了山神，于是山神就決定，把坦噶尼喀從德國人手中奪過來交給英國人，作為這件偉大事件的附帶效果，德國人在歐洲也被英國人打敗了。這就是他描繪的“東非中心論”的世界史，是當地某一個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觀。

湯因比是一個多元論者，所以他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哪一種中心論的史觀都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最好什么中心論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意思實際上是在說明，歐洲中心論是比較接近于正確的看問題的方法，而“東非中心論”的荒謬程度，比“歐洲中心論”大得多。遠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雖然比東非更接近于中心，但是它遠遠沒有像歐洲本身一樣接近中心。也就是說它對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的沖擊力度，是遠遠要次于歐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動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輔助原因混為一談，那樣的話就把格局搞混了。然而我們的近代史無論是屬于哪一派、傾向于哪一種結論的流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說，他們其實都跟坦桑尼亞的黑人部落一樣，是講的是“東非中心論”。包括著名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勝利”的學說，就是這種中心論的產物。

實際上我們如果撇去這些無聊的虛榮心，我們應該首先在討論任何具體問題之前都要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說，無論是抗日戰爭也好，中國幾次革命也好，八國聯軍也好，還是以后的直到現在發生的種種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動力源不在東亞內部，而在歐洲。東亞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是在應對歐洲產生的整個歷史沖擊波的過程中，做出了各種不同的選擇，然后施加了次要的歷史影響。如果你有哪一本書，包括我們的中國革命史，或者說反對中國革命史觀的其他種種的中華民族史觀或其他什么什么史觀所產生的歷史，之所以不正確，不在于他們在史料方面有什么不正確。史料方面嘛，大家都有正確的地方和不正確的地方。但是一般來說正確的史料在你沒有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以前是發揮不了作用的；錯誤的史料一般來說僅僅是出于疏忽大意的史料，跟錯別字差不多，是不會影響整個格局的。能夠影響格局的不是你史料正確多少，而是你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有沒有放對位置，所以最重要的還是這個基本格局問題。

1815年維也納會議規定的歐洲國家邊界

所以我在談論遠東格局之前，必須首先談論19世紀的歐洲格局和20世紀有什么不同。因為這是一個背景問題，所以我就不詳細說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19世紀國際體系，首先是維也納體系確定的，然后經過1878年的《柏林條約》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最后遠東、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這個基本格局調整過程中的一些副反應。1815年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基本格局用簡單的兩句話來考量就是這樣的：在歐洲大陸內部，列強應該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海外世界，皇家海軍就是最高法院。英國在這個體系中屬于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歐洲大陸不允許再出現拿破侖或者菲利普二世（1527-1598，西班牙極盛時期的國王，他曾組織神圣同盟全殲土耳其海軍；鎮壓尼德蘭的反抗；兼并葡萄牙；派無敵艦隊遠征英國）這樣的霸權統治者，不容許任何人統治歐洲。這個體系保護了歐洲的小國，不像是其他國家，比如說像是遠東的小國一樣，很容易被暴秦這樣的大國吞沒而變成統一帝國。英國人負責維持歐洲的平衡，就是說，列強內部的博弈只要沒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國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嚴重的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產生第二個拿破侖的時候，英國就要進行斷然干預，不容許任何一方再做大。在大國和小國發生沖突的時候，英國人要盡力維護小國的獨立，因此歐洲保留了最多的小國。但是這個平衡體僅限于歐洲，海外是皇家海軍說了算，其他任何人都說了不算。這個體系成功的維持了100年和平和繁榮，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世紀，諸如此類的說法，其實都是對英國統治下的和平的一種政治哲學性的描繪，這種體系沒有英國皇家海軍的霸權是無法維持的。

1898年世界殖民狀態

19世紀末葉，這個體系開始有局部松動。局部松動就主要體現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列強開始滲入海外世界，對皇家海軍的仲裁權提出了挑戰。英國對海外世界的統治相對于遠東來說，就體現于李鴻章時代英國對東亞的代理人統治。因為英國皇家海軍在獨霸七海的時候，他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統治的。他的標準政策是：只建立若干個中繼站和皇家海軍的基地，再控制幾個要害的貿易港口；在貿易港口以外的內地，盡可能地扶持對英國友好、能夠維持自由貿易的本地統治者，而不對它進行直接統治。英國的殖民主義跟我們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國人的主動擴張，而是英國在維持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間被迫、不得已地對那些實在不守規矩的統治者實行司法仲裁的結果。一般來說那些統治者犯的錯誤就是侵犯了私有財產、沒收扣押了外商財產，或者說因為揮霍浪費弄到自己破產，牽累到外商、還不起債務之類的。像埃及和印度的許多邦國、許多土邦之所以淪為殖民地，并不是英國人想占它的土地。英國人如果真的想占它的土地，他就自己派官派兵去守，那是會增加額外的費用，對于一個自由貿易帝國來說是錯誤的做法。只有在這些土邦王，像埃及的副王一樣，花光了自己的錢以后，就想去抄沒外商的財產，就想去賴債欠外國人的錢不還，在這種情況下要影響整個國際貿易體系以后，英國才被迫出兵干涉，強迫它回到英國人所認為的自由貿易的那個正路上。如果它實在回不來，英國人采取派員監督實行間接統治，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起源。如果按照英國人這種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占領任何地方的。

對于大清來說，這個體系就體現于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對于大英帝國來說，占據香港和上海這兩個貿易體系，跟內地進行廣泛的貿易取利就足夠了，他根本就不想占領大清帝國的內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國愿意遵守條約，好好搞自由貿易，他不但不會侵略你，而且還會積極地扶持你。這就體現于赫德對海關的改革和瑯威理（1843-1906，英國海軍軍官，光緒初年受李鴻章邀請，負責北洋艦隊的訓練）對北洋艦隊的改革。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主要就是因為他抓住了這個機會窗口，變成了大清和大英帝國之間的主要聯絡人和代理人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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