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京東方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產線正式量產，并率先供貨給國產智能手機性，被視為打破了“AMOLED手機屏由韓企獨霸天下的局面”，引起輿論廣泛關注。柔性顯示屏的量產化，是近年來“中國制造”快速升級、高精尖技術不斷涌現的又一例證，而在其背后，則是中國工業精神的強大支撐。路風先生基于對京東方成功實例的研究，在追問后進國家發展動力、創新型企業本質特征的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工業“自立自強”精神的歷史過程和內在意義，從價值內核上揭示出中國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力量源泉。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一個后進國家的企業不可能僅憑利潤動機就敢于進入本國原來沒有的高技術工業，而必須具有超越戰略的信念。雖然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和作用必須得到承認，但這種信念的來源是社會性質的——所以它不會在任何國家的任何階段隨機出現，而是往往勃發于某個國家的某個歷史階段。在追尋京東方的信念來源時，我們發現了這個企業的戰略行動與中國現代化歷史力量之間的聯系——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也就是驅使一些中國企業采取進取性戰略的“意識形態”條件。
什么是“中國工業精神”？從它在現實中的表現看，就是在技術和工業發展上對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的信奉。這種精神的特征只能以這樣一個“古老”或“陳舊”的概念來刻畫，既說明中國工業精神形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也說明在經過長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還是保持著原始的表現形式。
中國工業精神起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從革命中誕生的新國家要改變極度落后貧窮的經濟狀態；另一方面，她又要堅持走政治上獨立自主的道路。為行文簡單化，我們這里把前一個目標稱為“富民”，而把后一個目標稱為“強國”（兩個概念指的都是目標，而不是實際狀態）。從表面字義上看，“強國”與“富民”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關系。但如果把中國的發展置于歷史的脈絡中，兩者之間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兩者關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影響了中國工業精神的興起、衰落和復蘇。
對于開國一代的國家領導人來說，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發展經濟的前提，而不是相反。這種思維并不主要是由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新中國成立時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
第一，如果說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那么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在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中，大概沒有比中國更開放的了。抗日戰爭前夕，外資控制著大約42％的中國工業資產。當時外資企業生產了中國60％以上的煤炭、86％的鐵礦石、80％的生鐵、88％的鋼以及76％的發電量；即使是在中國民族資本最強大的工業——棉紡織工業中，外國企業也擁有54％的紗錠和44％的織布機；外資還控制著中國造船工業和各種輕工業（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煙和飲料）一半以上的產量、73％的船舶噸位以及公用事業的大部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外貿則更是由外資主導著。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蠻侵略。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市場體系是由以美國霸權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如一位美國的國際關系學家指出，自從1940年代末的冷戰開始以來，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創造、保持、捍衛和擴大了一個世界自由經濟的秩序；同時美國又利用它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權地位來服務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國在橫跨“兩極”和“單極”的時代，一直同時是一個體系的制造者和特權的獲得者。這個體系具有的政治性質本來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會革命，所以對新中國采取封鎖政策。很顯然，如果中國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場，就不能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于是，中國“倒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蘇聯陣營。
因此，“強國”優先在開國一代領導人的頭腦中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困難，由此所決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先體現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生活水平極低的階段卻奠定了一個大國的基礎結構，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表現就是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由于發展重工業和上游工業需要更高的投資強度，所以在投資分配上必然表現出重工業優先的特征。
對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獨立自主的中國來說，1960年代初的中蘇分裂是比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持續封鎖更大的挑戰，因為它造成外部技術主要來源的全部中斷。但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國沒有低頭，于是從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上走了一條以“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權的世界體系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一種極高的抱負，但中國又處于經濟貧困的狀態。于是，遠大目標與現實資源之間的巨大差距產生出要彌補這種差距的精神動力。雖然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表現形式，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為中國工業精神形成的標志。
從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的意義上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和精神促使中國工業從早期階段就開始了廣泛的自主開發，也激勵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獻身精神和創造性。這種作用集中體現在已經成為象征意義的“兩彈一星”上。
作為工程項目，“兩彈一星”開發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戰略性的，其邏輯同樣反映出典型的“戰略意圖”。開發這些項目的決策不是依據當時中國具備的資源/能力（實際上中國當時并不具備足以開發“兩彈一星”的資源/能力），而是保持國家獨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破成功
一旦做出這種決策，遠大目標與現有資源/能力之間就立刻產生“繃緊”——但由于堅定的政治意志和獻身精神，這種“繃緊”反而促使開發者進行更高強度的技術學習和各種各樣的創新，而突破資源/能力瓶頸的要求本身就成為對所有參與者的激勵因素，最后的結果是使中國獲得了在通常條件下難以獲得的成就。從更大的范圍講，即使在封閉條件下開發出來的產品和工藝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但自主開發所導致的高強度技術學習卻奠定了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基礎。
“自力更生”階段最具標志性的自主開發成果當然是“兩彈一星”，但其實大大小小的例子不勝枚舉。以中國機械裝備工業為例，繼1960年代初制造成功萬噸水壓機之后，這個工業又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開發成功業內著名的“九大裝備”，包括：
（1）最大壓力為3萬噸的模鍛水壓機；（2）最大壓力為12500噸的臥式擠壓機；（3）軋輥寬2800毫米的熱軋鋁板軋機；（4）軋輥寬2800毫米的冷軋鋁板軋機（以上四套設備生產的代表產品是制造大型飛機所用的模鍛件、擠壓件和鋁合金板）；（5）外徑2毫米—80毫米的冷軋合金鋼管軋機；（6）外徑80毫米—200毫米的冷軋合金鋼管軋機；（7）軋輥寬2300毫米的冷軋合金鋼板軋機；（8）軋輥寬700毫米的20輥冷軋帶鋼軋機（以上4套設備生產的代表產品是軍工所需的不銹鋼或多種合金鋼的多種用途，由大到很小很薄的冷軋板、管、帶材）；（9）壓力為1000噸的油壓機，用來壓制導彈彈頭等零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設備只是以主機命名的，而它們實際上是成套的設備系統，包括“主輔配”設備共810種1300臺，總凈重4.6萬噸。“九套”雖然并非完美無瑕，但總體看是成功的。它適用可靠，價格低于原預算，而且當時世界上全部擁有這類整套設備的只有兩三個國家。由于這些設備當時主要用于國防工業，所以因保密而長期鮮為國人所知。當中國在世紀之交更加開放后，看到“九大”中的幾套設備的美、日、德等國專家無不對中國在1960年代就已經能夠自行研制那樣的設備并投入生產表示震撼和欽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前30年實現了政治獨立并奠定了大國基礎，但沒有實現“富民”。這與過多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有關，與中央計劃體制的僵化有關，與應對戰爭威脅有關，特別是因為中國在1960—197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仍然專注國內的政治，沒有更早地注重經濟建設并發展與世界市場的聯系。
這些因素導致中國技術進步相對于世界先進水平的滯后，正如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薛暮橋在“改革開放”初期所言：
“我國在五十年代新建設的工業，當時在技術上是比較先進的。近二十年，工業先進國家進行了幾次技術革新，而我國則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因而也擴大了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
于是，在“強國”的前提下實現“富民”就成為“文革”結束時的社會主流愿望，體現在中國政府于1974年首提并在1976年之后重新確認的“四個現代化”上。在那個歷史關頭，重新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贏得了中國社會的巨大熱情和支持，對“科學的春天”的向往成為促成政策改變的社會基礎。
當“富民”重新得到強調時，實行對西方國家開放并融入世界市場的政策也就順理成章。但不能忘記的是，中國能夠在1970年代末實行開放政策的前提條件是“強國”的基礎已經奠定。這個關系在邏輯上很清晰：由于美國是世界市場體系的“老大”（主導著對華封鎖），所以中國能夠向西方國家開放并融入世界市場的前提是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始于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其動機是為了結束使美國陷入泥潭的越南戰爭并聯合中國應對來自蘇聯的威脅。
因此，如果要解釋中國為什么能夠向西方開放，就必須理解為什么中國掌握著美國退出越南戰爭的鑰匙并成為一個抗衡蘇聯的關鍵力量——那是堅持“強國”的結果。今天的許多人已經把中國可以開放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卻忘記開放的條件是政治上的獨立自主，而獲得這種條件又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這就是前輩做出犧牲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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