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精神形成于在極度落后并遭到封鎖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技術的努力與奮斗，當這種實踐被概括為精神符號和行為象征之后，它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記憶中，變成一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并因此而獲得了更持久的生命。

例如，被“槍斃”掉的運10和紅旗仍然“陰魂不散”，雖然它作為產品或研發體系的物質形態已經消失，但它只剩下象征意義的身影卻一直糾纏著今天的人們，甚至仍然在影響著歷史的走向。運10下馬后，圍繞著中國要不要再造大飛機的爭論從來沒有消失過。每當政治氣氛允許或出現什么契機，中國再上大飛機的建議就會被重新提出。

這場持續了20多年的爭論在2007年得到一個結果：國務院于這年2月正式宣布中國再上大飛機項目。最后壓倒所有反對意見的力量來自一個歷史事實：中國曾經造出來過運10。于是我們再次看到中國工業精神的力量：雖然運10作為一個項目因被拋棄而以失敗告終，但40年前的壯舉卻永遠改變了歷史：因為有過運10，所以中國造大飛機的夢想一直不滅；因為有過運10，所以反對中國研制大飛機的人一直不能占上風；因為有過運10，所以國際航空工業界一直對中國“另眼相看”。于是，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運10，竟然繼續在塑造中國的歷史。

中國自主研制的首款新一代噴氣式干線客機C919

中國工業精神能夠被頑強地繼承下來反映了一個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歷史奠定了一個大國的基礎結構，從而也塑造了中國人主流世界觀的框架。從那個基礎被奠定后，中國人從此不再認為自己的國家可以被任何強權所主導：一旦遭受強權的威脅，社會主流思維就會轉向認同“強國”；一旦遭受經濟上的壓制，社會主流思維就會重新討論“富民”的途徑。正是由于這個基礎框架的存在，中國社會對于“強國”和“富民”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主流認知在最近十幾年里發生了明顯的變動。

第一個變動是向“強國”的回歸。這場回歸的起點是1990年代中期的“臺海危機”、1999年美國飛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2001年中美飛機相撞事件。中國人發現，雖然美國承認中國只有一個，但在政治上和戰略上，美國把臺灣當作“自由民主”世界（即美國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雖然按照具有國際法效力的“開羅宣言”，釣魚島屬于中國，但美國從遏制中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角度，宣稱這個島的控制權屬于日本。這種關系的性質使中國人終于認識到，臺灣島和釣魚島是否屬于中國最終是由實力對比決定的，所以中國領導層會向被拋棄了十幾年之久的國防工業重新投入，而中國社會的主流認知會重新認同“強國”。

第二個變動是對“富民”途徑的認知。在1990年代，中國社會對于經濟發展方向的主流認知是融入世界市場和“與國際接軌”。但當中國加入WTO之后連遭知識產權壓制時，中國輿論對于必須掌握“核心技術”的議論甚囂塵上，成為促成中央提出“自主創新”方針的社會條件。人們認識到，由美國霸權所維護的國際貿易體系天生具有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壓向低端的性質，所以西方國家可以對中國禁運高技術產品，但中國不能不向西方出口稀土和焦炭。在討論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時，中國人不再認為中國可以依靠外資加工組裝廠而致富，“以市場換技術”的說法變成政策失誤的負面典型，而中國的發展必須依靠中國工業的創新和技術進步成為普遍的社會共識。

當中國社會的認知朝著上述方向變化時，對“強國”和“富民”之間關系的認知也朝著兩者本應相輔相成的方向變化。也就是說，在經歷了“強國”優先和“富民”優先兩個歷史階段后，中國第一次出現把“強國富民”看作是統一體的社會認知。雖然在政治層次上是否能夠形成與之相符的方針仍然是不確定的，但這種社會認知的形成及其背后政治經濟因素的變化就是中國工業精神復蘇的歷史條件。

中國工業精神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要實現“強國富民”就必須依靠中國工業的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本章第一節所提到的那些“發展型國家”或“新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擠入與大多數較窮國家相對的富國俱樂部。但是，中國僅僅從其人口規模來說也不可能復制它們的模式。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韓國的水平，那么中國的GDP總量就會是美國的兩倍多。當今天中國的GDP總量只相當于美國的一半時，美國已經“暴跳如雷”，它在自己主導的體系內能容忍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它的兩倍嗎？

因此，中國是一個天生的大國命，她只有兩個選擇：

（1）如果服從美國體系，那么中國就必須在政治上接受臺灣和釣魚島不屬于中國的條件，在經濟上接受充當廉價打工者的地位，于是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強國”和“富民”之中的任何一個，遑論同時實現兩者。

（2）如果服從自己的大國宿命，那么中國就必須在技術和工業上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能夠與發達國家鼎足相立，并以自己的發展帶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這樣做并非意味著中國要游離于世界市場體系之外，也不意味著中國要與美國發生惡性沖突，但它的確意味著中國必須憑借自己的技術和工業能力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政治獨立、經濟自立和國家安全。由于中國的技術和工業能力尚未達到這種必要的水平，所以鼓舞中國企業敢于在技術上突破的中國工業精神就仍然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不信？那你就問問自己，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團結一心奔小康”這兩句口號之間，哪一個更能激起一個人、一個組織或一個國家的斗志？

中國工業精神是一種理念，包含著行動者詮釋自己利益的價值觀、從歷史經驗凝練出來的信念以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行為準則，其作用是在充滿不確定性和利益沖突的世界中為行動者提供行動指南。今天，中國已經處于與“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環境，在那個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輕人也逐漸成為技術和工業發展的主力。因此，中國工業精神的內容將會發生變化，其表現形式也會更新。但是，作為這種精神的內核——自立自強——將會保持下去，并鼓舞中國人敢于走自己的路，不僅在技術上、在工業發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強的人才會富強，只有想勝利的人才會勝利——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意義。

本文原載于路風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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