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間，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及其在戰爭問題上的表述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爭論焦點。對日本歷史教科書持批判態度的日本國內及國外人士認為，日本的教 科書在日本對挑起亞洲太平洋戰爭所應承擔的責任、日軍對亞洲占領地造成的苦難，以及在與同盟國的戰斗中犯下的罪行等問題上缺乏足夠的認識。他們認為，日本 的教育部門通過審定程序來決定各個學校可以使用的教科書，并可要求出版社修改教科書的內容和表述，這正是體現日本的愛國主義傾向的證據。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教科書被認為未向年輕一代正確地描述本國的過去。

上述觀點并非憑空捏造。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尤其是有關對韓國的統治方面，未作詳細闡述。同時，對戰爭期間日軍掠拐強迫女性提供性 服務，即所謂的“從軍慰安婦”等更加微妙的問題，還存在回避、淡化的傾向。此外，由於來自保守的修正主義者及其政治勢力的壓力，文部科學省的教科書審定工 作總是力圖弱化有關日本侵略行為的表述。

但是，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APARC）“被割裂的記憶與和解”課題組，卻從根本上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認為日本歷史教科書一派胡言的看法。本研究由申基旭教授及筆者主導實施，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戰爭時期的歷史記憶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進行了費時數年的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從分析高中歷史教科書入 手，接著又驗證了大眾文化尤其是電影的作用，最後驗證了在形成對於過去戰爭的認識上，精英人群所起的作用。該課題研究的重要特點在於，采用了主要以中國、 韓國，還有美國等太平洋戰爭主要當事國與日本進行對比的比較研究方法。

課題采取的驗證方法

在歷史教科書的研究中，我們盡力避免偏重於異議較多、使用頻率較低的教科書。研究的焦點集中於從日中戰爭開始至戰後不久的一段時期（1931-51 年），針對在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和美國各自的教育課程中使用率最高的高中世界史和本國史教科書，以及大學入學考試用教科書（為了重視精英人群的意見形 成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小組翻譯了這些教科書，并選出了包括盧溝橋事件和對日本的原子彈轟炸在內的八個主要歷史問題作為比較對象。基於這一研究，學 者、專家和傳媒首次對歷史記憶是如何在教育課程中塑造而成的這一問題，得以做出實際比較。同時，除了日本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外，研究還擴展了人們對教科書在 其他各國的作用之理解。

在教科書的選擇上，課題組采用了兩個標準。第一是盡量選擇使用率最高的高中本國史和世界史教科書。對政府公布教科書使用情況相關數據的國家和地區 （日本、韓國、臺灣），依據其提供的數據進行選擇。直到最近，中國一直只允許一家單位出版教科書。此外，由於美國方面沒有國家機關發布的數據，於是研究人 員依照長期為全美高中制作、發放輔助教材的“史丹佛大學國際與跨文化教育項目（SPICE; Stanford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建議，根據出版社的數據和有關加州的教科書使用情況數據選擇了教科書。日本方面，選擇了在高中使用率極高的山川出版社的歷史教科 書。盡管“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教科書在國外備受關注，但由於它在日本學校的使用率遠低於1%，所以未被列為比較分析的對象。

第二個標準是在可能獲得的情況下，將與美國教育課程中Advanced Placement（跳級）水準教科書同等級的大學入學考試用教科書也列為了研究對象。這是為了將精英教育中使用率較高的教材納入分析范圍之故。美國方 面，將美國史和世界史作為一組，選擇了兩組教科書。其中一組是普通班級使用的教科書，而另一組（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和The American Pageant: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則多用於跳級水準班級。而對日本和韓國，研究人員則分別認定東京書籍出版社和韓國金星出版社（Keumsung Publishers）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相當於美國的跳級水準教科書。

在課題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注意到中國和臺灣對教科書所做的大幅修訂。雖然修訂後的新教科書剛剛開始進入課堂，尚未覆蓋所有學校，但中國和臺灣的新 教科書均對有關戰爭的表述做出了大幅的修改。課題小組翻譯并節選了有關“新”、“舊”教科書內容，并獲得了非常有意義的國內（地區內）比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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