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朝鮮新任駐華大使李永鎬時談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更加團結起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還出人意料地表示：“我們要和朝鮮繼續合作，加強團結”。李永鎬則告知，勞動黨正在學習毛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個文件”。 平壤對此立即做出反應。7月初，朝鮮領導層決定，委托金一訪華時“試探一下中國朋友現在如何看待樸一禹前往中國一事”，如果沒有意見，朝鮮允許樸一禹返回中國。8月13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聯名致電朝鮮領導人，祝賀朝鮮解放十二周年。賀電高度贊揚了朝鮮在恢復和重建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朝鮮在維護停戰協定和為實現和平統一所做的巨大努力，并“祝中朝兩國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誼日益鞏固和發展”。 朝鮮方面也做出積極反應。鑒于蘇聯方面多次提醒和建議朝鮮應密切與中國的關系，南日在8月23日與蘇聯大使的談話中透露，勞動黨“最近全面考慮了我們之間就這一問題的談話”，“近期我將親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國大使喬曉光建立親密的、坦誠的、同志式的關系”。 9月2日，中國郵電部發出〈關于發行朝鮮進口報刊工作的通知〉，將過去由延邊新華書店負責發行的朝鮮進口報刊，自9月1日起改為郵局統一征訂和發行，要求全國各地郵局，特別是東北各局，大力開展宣傳征訂工作，并主動與新華書店聯系，做好零售業務。 至此，中朝關系轉圜的大門已經敞開。

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為團長的朝鮮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進一步掀起了中朝友誼的高潮。在會談中，對朝鮮的五年計劃，中方總體上表示贊同，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如增長速度定得過快（高于中國「一五計劃」水平），農業投資不夠（年平均投資低于「三年計劃」），積累率和投資率過高（按同樣價格計算遠高于中國），消費水平也顯得目標偏高（超過中國1962年計劃的水平）。中方代表通過講述中國的經驗，間接地就這些問題向朝方提出了建議。在貿易方面，中方確定的方針是：根據雙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則，在物資供應上幫助朝鮮解決困難。據中方估計，1958至1961年中國對朝鮮貿易出超將達到人民幣8,000萬到1億元，中方決定其差額不再以無償援助或貸款的方式解決，而是盡可能進口一些中國并不急需的朝鮮物資，以促進朝鮮自身的生產建設。由于中國「二五計劃」尚未確定，故這次只商談1958年的貿易問題。對于朝鮮最關心的幾項物資，中國都盡力予以解決。如煤炭，中國1958年計劃缺口在600萬噸以上，但還是完全滿足了朝鮮的需要（87萬噸）；硫磺也缺，橡膠還要靠從國外進口，但也都滿足（硫磺）或基本滿足（橡膠）了朝鮮的需求。只有棉花難以達到朝鮮的要求。中國連續兩年未完成棉花播種計劃（1956年差500萬畝，1957年差700萬畝），因此打算1958年從蘇聯進口幾萬噸棉花。這樣，對于朝鮮要求供應12,000噸棉花、1,500噸棉紗和1,000萬米棉布，經過反復談判，中方最后答應提供的只有8,000噸棉花、500噸棉紗和500萬米棉布。至于進口物資，如水泥、漂白粉、硝酸銨三種大宗物資以及黑鉛等，中國實在不需要，且無法轉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均盡量接受朝鮮的貨單，如中國的碳化鈣已經過剩，而朝鮮要求出口3萬噸，但中國最后還是接受了8,000噸。朝方對談判結果感到滿意，認為“基本上解決了要討論的所有主要問題”。

在實際執行中，中國又做出一些讓步，如對貿易差額的處理。因中國無償援助的款項到1957年已經用完，而朝鮮能夠向中國提供的物資很少，故此前雙方實際貿易額很有限。為滿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資貸款外，中國采取了擴大貿易的積極措施。1957年中朝年度貿易總額僅5,601萬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萬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達到12,037萬美元。而中國對朝貿易年年出超，1957至1960年共計6,229萬美元。這些差額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國用提供貸款的方式解決了。

朝鮮代表團訪華后，雙邊關系的確有了迅速好轉的勢頭。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七周年時，中朝關系的升溫更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愿軍司令員楊勇上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毛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并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后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也被朝鮮人看作是中國的節日，據《人民日報》報導，“志愿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 不過，擴大宣傳、增加援助畢竟還是表面的和局部的舉措，要想徹底改善中朝關系，必須在對朝方針上采取根本性的措施。

那么，毛澤東態度的轉變，是基于對金日成認識的改變，抑或只是施展一種政治手腕？筆者傾向于前者。無論是否出于真心，金的做法的確證明了他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忠誠，而毛作為公認的一位國際共運領導人，不會不注意到這個問題。此外，蘇聯在處理朝鮮問題上的態度也會令毛澤東感到擔憂，作為一個亞洲國家，又是中國的鄰邦，朝鮮無論如何也應該更親近中國。

然而，要想讓金日成真正承認中共的領導地位，向中國靠攏，還要繼續作出努力。于是，毛澤東趁熱打鐵，采取了進一步行動——從朝鮮撤出全部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

文/沈志華 本文曾刊發于《二十一世紀》，為系列長文《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第四篇，原題《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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