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材料看來，關于從朝鮮撤軍的問題，赫魯曉夫與周恩來談話的語境和內涵已經完全不同于毛澤東對尤金的談話了。毛當時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從朝鮮的政治立場及中朝關系出發，談的是在處理朝鮮內部問題時中國是否單方面撤軍，而周同赫魯曉夫談的則是朝鮮半島對敵斗爭的局勢問題，是中美是否同時撤軍的問題。為什么變化如此之大？從上述情況看，赫魯曉夫回避了毛在1956年11月30日談話的主題，也沒有按照外交部的建議勸中國軍隊留在朝鮮，而是讓中國自己多加考慮，這就表明，蘇聯并不支持中國在朝鮮問題上采取“積極措施”，只是不便言明罷了。原因大概有三點：第一，蘇共認為金日成有錯誤，但絕未至於背叛革命的嚴重地步；第二，朝鮮現在積極主動地向莫斯科靠攏，對于加強蘇聯自二十大后日漸微弱的政治地位極為有利；第三，赫魯曉夫對劉少奇、周恩來不斷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十分不滿。 特別是中共在批評蘇共干涉別國內政、敦促蘇共發表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系宣言的同時，自己卻對朝鮮、越南和蒙古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 至于周恩來為什么在莫斯科沒有舊話重提，而是變換了撤軍這一話題的宗旨，從邏輯上講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等待蘇方主動接過毛澤東關于這個問題的話題，或者在周訪蘇之前中共已經改變了方針。限于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筆者對以上問題目前只能做這樣一些推斷，只有相關的檔案文件全部披露，才能作出更準確的描述。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處理朝鮮問題的方針就不得不改變。而有一個跡象表明，蘇聯領導人此時很可能正在考慮改變對朝鮮的方針——1957年4月初，蘇聯更換了駐朝鮮大使。對朝鮮政策頗有微詞的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被調回國，普扎諾夫走馬上任。

與此同時，朝鮮出現的情況也需要毛澤東重新考慮對朝方針。

2 金日成不失時機解決國內問題

波蘭和匈牙利危機相繼爆發，蘇聯政府發表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系宣言，蘇軍出兵占領布達佩斯……這一連串的事情，為金日成處理國內問題提供了絕佳時機和有力說辭。中國和蘇聯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歐（同時發生的還有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自然無暇顧及朝鮮，蘇聯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平等，就等于承認干涉朝鮮內部事務是一種錯誤行為，而蘇軍用武力推翻納吉政府，則為金日成在朝鮮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清除敵對勢力樹立了“榜樣”。

根據蘇聯使館的報告，勞動黨在1956年「九月全會」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設法改善人民生活。在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制訂和推行新的工資表，將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平均提高了35％；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業商品的市場價格，平均降低水平10％；對于原來享受農業稅優惠者及特別困難的農戶和災民，免除1956年的農業實物稅；對于落后的合作社、軍屬、搬遷者和難民，則完全或部分免除1956年借貸的糧食和種子，也不再追索過去的借貸；將使用灌溉設施的實物稅平均降低了4％；減少小商人、私營企業主、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50％的所得稅和地方稅；在沒有國營和集體貿易的地方允許私營商人出售國有工業品，并且為他們提供從事這些活動所必須的資金，等等。與此同時，在改革意識形態工作中，重新審查了高校和中學的教學大綱，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大綱，也開始對教科書和參考書進行再版工作，以刪除那些用個人崇拜觀點解釋社會生活的內容；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鮮人民群眾的革命經驗和進步成果；在報紙發表更多的關于蘇聯的各種材料，不僅在黨的建設中，而且在國家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推廣蘇聯經驗。勞動黨還加強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11月下旬進行了地方權力機構的選舉；在黨的決議和文件中承認朝鮮存在個人崇拜（儘管強調沒有造成消極后果），在宣傳、文學和藝術方面“不再頌揚金日成”；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經常由集體討論解決，對那些批評領導的人也“表現出更大的耐心”。蘇聯使館認為這些措施得到了朝鮮群眾的擁護，對此非常滿意。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沖擊也為朝鮮帶來了一些麻煩，主要是在大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中間，出現了對現狀和政策的不滿情緒，也有人在會議上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或散發傳單發表不同意見。 針對這種情況，金日成采取了兩項措施。一個是通過換發黨證，進行黨內清理。這項工作從1956年12月開始，到1957年初結束。 儘管勞動黨聲明這次換發黨證并不是清黨，但實際上這種人人過關的方式——這是以前許嘉誼（許哥而）采用過并受到金猛烈批評的措施，的確是對所有黨員進行調查和控制的有效方法。1957年1月16日，《勞動新聞》刊登的一篇文章間接承認，換發黨證為黨的干部提供了一個檢查全體黨員以往活動及其可靠性的極好機會。 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長韓相斗則明確告訴蘇聯使館，更換黨證運動的目的，“最終是揭露黨內敵對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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