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毛澤東權衡利弊緩和對朝關系
在此非常時刻，毛澤東自然十分關注朝鮮問題。1956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聯絡部、宣傳部的內部刊物及黨報不斷刊登一些有關朝鮮的消息。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金日成幾天前在勞動黨中央全會的講話。在談到與蘇聯的關系時，金日成強調說，“最近國際反動勢力瘋狂地企圖損害蘇聯的威信，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要加強統一和團結，經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特別是要進一步加強同以偉大的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友誼團結”。 中聯部所編的《各國共產黨簡況》於12月19日介紹了《勞動新聞》11月7日社論的內容，這篇以〈社會主義事業是不可戰勝的〉為題的社論熱烈支持蘇軍“粉碎匈牙利反革命暴行”的舉動，并指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獨立和幸福。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友好合作，社會主義才能鞏固和發展。 接著，該刊又連續刊載了大量來自平壤的消息，如朝鮮地方各級人民代表選舉的情況以及《勞動新聞》社論的如下說法：這次選舉表明全體人民的團結及對黨和政府的無限支持和信任；朝鮮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些情況：勞動黨克服急躁情緒，強調自愿原則，積極促進農業合作化運動；勞動黨號召反對官僚主義的情況：加強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鼓勵自由討論；勞動黨采取各種措施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資，降低農業稅，允許私人經商，等等。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勞動新聞》於5日和6日全文刊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此外，也有不少關于中朝關系狀況的報導。中宣部所編的《宣教動態》於1956年12月8日報導了這樣一件事：10月8日《人民日報》關于中朝足球賽的新聞說，朝鮮隊在踢進一球后便采取了“破壞性防守戰術”。朝鮮作家韓雪野看到了這則報導，后來在中國參加一次會議時對翻譯說，中國的這個報導不公平，有大國主義表現。 1957年1月11日《宣教動態》刊載了遼寧省委的報告，說在安東邊防、口岸的工作人員和當地群眾中，存在一種錯誤思想作風，主要是對朝鮮人態度傲慢，不講禮貌。有些人常以“六億大國”自居，認為“朝鮮國小，又窮”；又以志愿軍為資本，聲言“沒有我們，他們不行”。有的漁民越境捕魚，受到阻撓時，態度極端蠻橫，說“打點蜊子還不愿意，如果不是我們的志愿軍，你們的腦袋早就沒有了”。有的邊檢人員認為朝鮮人問題多、好搗鬼，對朝鮮人故意刁難。對待朝鮮越境份子，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審查時侮辱人格，謾罵吊打，甚至不給飯吃。
這些消息未必完全準確、可靠，但是卻向中共中央傳遞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勞動黨完全贊同和支持蘇軍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動，而這一行動恰恰是中共建議和鼓動的；金日成一再強調要加強與蘇聯及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團結統一，而這正是劉少奇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務之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黨并沒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跡象，金也沒有要背叛革命的任何舉動，中國焉能以此為理由對朝鮮采取強硬的、“積極”的措施？即使過去勞動黨在經濟政策、干部路線和黨內生活準則等方面存在一些錯誤，現在看起來（至少表面上）也正在逐步糾正之中，還有必要步步緊逼嗎？最讓中共感到尷尬的是，中國利用「波匈事件」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敦促蘇共發表與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平等的宣言，自己卻對周邊國家表現出大國主義作風。因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對朝鮮的政策，換一種方式調整與朝鮮的關系。筆者認為，極有可能就是基于這一點，周恩來在1957年1月訪問莫斯科時改變了關于在朝鮮撤軍問題上的提法。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國緩和與朝鮮關系的第一個跡象表現在對自身的檢討。1957年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檢查朝鮮、越南實習生工作的指示，責成國務院主管部門及安排實習的三個直轄市和十六個省黨的機關，對實習生工作進行全面檢查，重點是：有關廠礦企業領導是否重視此項工作，“在實際工作中是否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實習生在學習和生活上還存在哪些問題。 其次，中共對「八月事件」後朝鮮逃亡干部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變化。3月4日，逃亡中國不久的金忠植給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寫信，要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 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省委書記富振聲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對金忠植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愿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后嚴肅地告訴他：中朝兩黨和兩國關系一向友好，中國也“不愿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后提出要求：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的朝鮮族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問題。
不過，要說中國對朝鮮政策此時已經發生轉變，還為時過早。1957年上半年，中朝關系仍處于不冷不熱的狀態。據蘇聯駐華使館的報告，中朝雙方在1月關于1957年貿易協定的談判中，“朝鮮人堅持要中國在1957年向朝鮮提供20萬噸糧食，而中國人則推委本國物資供應困難，只同意提供9萬噸，經過長期談判后才同意提供15萬噸糧食”。 3月9日，南日緊急向蘇聯求援3萬噸煉鋼用焦炭。因為朝鮮唯一運轉的一座高爐用本國焦炭只能保證60%的生產能力，而一年13萬噸焦炭的缺口原來是靠中國補足的，現在中方通知只能提供10萬噸，只好求助于蘇聯。 另普扎諾夫的通報，4月10日受金日成委託，他向中國使館告知，朝鮮將于5至6月完成五年計劃的制訂，朝鮮希望把計劃草案交給蘇聯和中國，以聽取意見和協調相互責任。喬曉光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未必能對朝鮮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追加援助。 此外，早在5月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對五年計劃草案進行審議前，金日成就請求喬曉光轉告中國政府，希望中方于6月初接待朝鮮代表團，其目的是學習中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并討論兩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相關問題。然而，中國對此遲遲不予答復，后來告知這次訪問只能安排在7月進行。朝鮮領導人還不斷向蘇聯人抱怨，與中國大使難得見面，也很難相處。
朝鮮代表團7月底到莫斯科商談五年計劃時，曾提出希望蘇聯同意朝鮮延期歸還將于1961至1962年到期的2.4億盧布的貸款，但遭到拒絕。蘇共領導人對朝鮮這樣層層加碼的援助要求已經感到厭煩，在8月6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米高揚指出，朝鮮的計劃不現實，速度過快；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必須償還貸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魯曉夫說，讓金日成償還貸款，否則不再提供新的貸款，我們的原則是“要算經濟賬”。 遇此挫折，朝鮮人對中國會給予多少援助也沒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表示，過去曾向中國提出過高的要求，這一次我們力求減少。 于是，朝鮮希望準備于9月對中國進行的訪問保持低調，在訪問計劃中沒有直接提出援助問題，甚至要求不公開活動，不發表消息。 然而，同1953年一樣，朝鮮人在中國又一次意外地取得了重大收獲。
促使中國黨和政府根本改變對朝鮮方針的，很可能是1957年夏天在國內發生的一場頗有影響的政治風暴——反右運動。「波匈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深刻思考，他認為對無產階級政權造成主要威脅的，已經不是過去的國內階級敵人和國外反動勢力，而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從而提出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毛看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執政黨，因此提出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由于黨內高層對此有不同看法，多數干部又對延安整風的后果記憶猶新，整風運動的設想和做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毛執意要進行整黨，只有借助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力量，于是“關門整風”變成了“開門整風”。然而，局勢的發展出乎毛的意料，一方面，被發動起來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在“大鳴大放”中提出了涉及“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非常尖銳的問題；另一方面，工人因公私合營后收入降低紛紛起來鬧事、罷工，而農民因對農業合作化不滿而出現大規模“退社”現象，特別是大學生和退伍軍人開始走上街頭，表示不滿和抗議。毛感到形勢嚴重，中國可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于是來了一個“急剎車”，提出全黨轉向反擊右派的斗爭。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一聲號令，一場以反右派為核心的階級斗爭運動便迅速波及全黨、全國。 此時，中國的反右運動與朝鮮的整黨和肅反運動在政治傾向上已經完全合拍，況且中國內部如此重大的政治波動也需要得到各國兄弟黨的理解和支持，毛如何還有心思對朝鮮采取什么“積極措施”？一直籠罩在中朝關系上的陰云逐漸散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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