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解釋和宣傳，在很大程度上為莫斯科減輕了壓力。蘇聯駐華使館對此做出的判斷是：“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復雜的形勢下表現出了忍耐和鎮靜，重申了完全支持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所采取的各項基本措施的堅定立場。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黨和國家領導層內，對蘇聯與中國就國際問題相互協商和統一行動不存在絲毫猶豫和動搖。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對我國堅持的黨和國家路線的立場表示了理解，堅決地支持蘇聯政府所采取的對外政策和積極行動，尤其是在發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蘇伊士運河危機］后。”
中共針對「波匈事件」提出的處理意見和原則，以及事后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確有助于蘇共擺脫與東歐各黨關系的困境，但同時卻使自己在處理與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的關系方面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11月30日毛澤東在同蘇聯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的談話中，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消極”和“積極”兩個方案，實際上中共明顯地傾向于“積極”方案，即利用在朝鮮的駐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迫使金日成改變方針，以挽救朝鮮局勢，改善中朝關系。毛的主要依據就是金已經或即將成為納吉，背叛革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根據對匈牙利事件的處理方針，對朝鮮也應該采取強硬措施，堵住社會主義陣營的這個東方“缺口”。 但蘇共中央并沒有支持中共的意見，因為在莫斯科看來，朝鮮并沒有像匈牙利那樣出現背叛社會主義的危險傾向；相反，「波匈事件」發生后，勞動黨更加靠近、依賴和支持蘇聯。而蘇共中央所依據的，恰恰是在中共中央敦促下發表的那個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系的宣言；同樣，勞動黨全力支持的也是這個宣言。
蘇聯政府10月30日宣言發表后，勞動黨中央常委會立即進行了討論，并在11月2日向蘇聯通報，“一致贊同這個宣言”。朝鮮政府認為，“蘇朝雙方對政治問題關系處理得很好”，“經濟關系完全正常，并在平等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我們對蘇聯給予朝鮮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謝，今后我們同蘇聯的友誼將更加鞏固和發展”。由于波蘭和匈牙利發生了反蘇事件，勞動黨認為，“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今后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在朝鮮媒體上加大力度宣傳同蘇聯日益增長的經濟聯系以及蘇聯對朝鮮人民的無私援助”。蘇聯使館對這個及時到來的表態非常讚賞。 第二天，外務相南日又向蘇聯大使報告了來自匈牙利的消息，征求蘇聯使館的意見，并說蘇聯政府怎樣建議，朝鮮政府就怎樣執行。 11月28日，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說，「波匈事件」告誡我們，“帝國主義者企圖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打開缺口”，我們“必須堅持專政”，“不能喪失警惕性”。金還對新任駐蘇大使李新八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系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此外，為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布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系，如中國副外長曾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中國人說蘇聯承認自己在對波蘭問題的看法上犯了錯誤；駐蘇大使李相朝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等。 金有如此表現，又怎么會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朝鮮的態度打動了莫斯科，蘇聯開始轉變了對朝經濟援助的態度。1957年2月，蘇共中央批準了1957年蘇朝貿易協定和向朝鮮無償供貨協定，除了按照協定向朝鮮供應大量機械設備、工業材料和其他物資外，蘇聯還決定在1957年的出口額度之外再向朝鮮發送4萬噸小麥，并同意接受朝鮮提供的10萬噸鋅精礦、3.5萬噸碳化鈣及額外的5,000噸獨居石（磷鈰鑭）精礦，儘管這些原料朝鮮富余而蘇聯并不需要。為了進口朝鮮貨物，蘇聯責成財政部和內務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貿部劃撥500公斤國產黃金，以兌換自由外匯。蘇聯還同意將1949年蘇朝雙方簽訂的商品流轉和支付協議的有效期延長至1957年，並同意金日成的特別要求——提前使用5,000萬盧布的無償援助。此外，為了滿足朝鮮請求的額外援助，蘇聯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場的價格從朝鮮進口商品。 對于朝鮮的五年計劃（1957-1961），蘇聯政府也給與大力協助。8月16日，金日成對新任駐朝大使普扎諾夫（A. М. Пузанов）說，內閣副首相金一在莫斯科商討五年計劃的草案時，到處都感到蘇聯人民和領導人全面援助朝鮮發展國民經濟的真誠愿望，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關于蘇聯對毛澤東提出的處理朝鮮問題兩個方案的態度，目前可以見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據俄籍英國學者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教授在俄羅斯外交部檔案館查找的結果，尤金當時只給外交部發來一個電報，告知毛澤東與他有一個談話，但沒有把談話記錄發給外交部，而是直接發給了蘇共中央。可見，在尤金看來，這個談話十分重要和機密。1957年1月4日，周恩來訪蘇前夕，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毛澤東在與尤金大使談話時，對朝鮮領導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為提出了批評意見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外交部“希望就朝鮮局勢問題與周恩來進行討論”，并認為應該強調：“蘇聯政府認為，在朝鮮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愿軍駐扎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的觀點看，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 看起來，蘇聯外交部似乎并不了解毛談話的真實意圖，關于志愿軍去留的問題，只是從朝鮮半島對美斗爭的角度考慮，希望中國顧全大局，讓志愿軍繼續留在朝鮮。如果蘇共中央一直沒有對毛的建議給與正面答復（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就表明蘇聯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持慎重態度，外交部當時尚不知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1957年1月周恩來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談話，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是中方的片段記錄。大概內容是，1月8日討論德國問題時，赫魯曉夫說，美國提出在蘇美之間劃一條線，匈牙利屬于蘇聯，中東和埃及屬于美國，雙方都不要越線。實現德國統一目前是不可能的，這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斗爭的問題。周講述了中國的立場，即對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戰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可以擴大影響，但不主動出擊；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如果帝國主義要進攻或顛覆，必須鎮壓，社會主義國家應互相支持；對民族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按照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干涉內政。最后，周提出兩個具體問題要蘇方考慮：第一，鑒于美國提出可以容忍蘇聯在匈牙利出兵，但若是在東德發生這種事情問題就嚴重了，是否可以考慮在東西德雙方撤兵，建立中立區；第二，關于在朝鮮雙方撤軍的問題，我們過去曾經提出，美國不贊成，但將來也可能同意，如果他們提出，我們不能不撤。這兩個問題都與我們的世界戰略方針相聯系。
在1月9日的會談中，中蘇雙方繼續討論了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問題。談到從朝鮮撤軍問題，周只是針對朝鮮1956年11月5日關于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建議說，“關于在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我們認為不妥當，在日內瓦會議上，我們也堅持了我們的原則”。赫魯曉夫則說，“你們在朝鮮有軍隊，所以考慮讓你們多管一些”。當晚周電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赫魯曉夫同意我們從朝鮮撤兵的想法，至于從東德撤軍，蘇方認為須看條件和時機。 如果單純看已經公開出版的《周恩來年譜》披露的這則史料，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印象，即赫魯曉夫當時就同意了中國單方面從朝鮮撤軍的主張。其實并非如此，周在莫斯科并沒有提出中國單方面撤軍的方針——這個想法是十個月后毛在莫斯科提出的，赫魯曉夫怎會對此做出反應？事實上他同意的是周提出的關于中美同時撤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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