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個標記為7月20日的打印稿文件，蘭科夫教授依據他所發現的該文件手寫記錄稿及彼得羅夫后來向伊萬諾夫的匯報進行了仔細考證，并發現一些重要問題。首先是時間不對。手寫稿形成的時間是7月14日，即談話是在這一天進行的，但打印稿改為7月20日。其次是內容有出入。打印稿刪去了手寫記錄中李弼奎抨擊金日成的最嚴厲的詞句，還刪去了有關李相朝反對個人崇拜及其與李弼奎關系密切的內容，但添加了手寫記錄中沒有的內容，即關于有一個反對派組織存在的內容。最后是彼得羅夫向大使匯報時又談到了打印稿和手寫記錄中都沒有記載的新內容，即李弼奎曾談到，如果朝鮮領導層的更迭不能和平實現，他們將轉入地下斗爭，并會得到革命者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支持。 筆者手里只有該文件的打印稿，沒有看過另兩件檔案，但只要這兩文件確實存在，蘭科夫教授的考證應該是可信的。
根據上述文件可以作出如下判斷：1、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批評金日成的消息是李相朝傳遞給其在朝鮮的親密戰友的，這個消息對崔昌益、李弼奎乃至樸昌玉等反對派干部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反對派很可能是此時開始相互聯系的）。2、這些干部討論了對金日成及其親信展開政治斗爭的問題，即首先按正常程序或常規做法開展批評和自我評判，否則考慮采取某種強硬的政治行動（應該是指在會議上強行提出批評），但無法認定他們是否已經建立了一個組織（可能性不大）。3、反對派的主要目標是更換朝鮮黨和政府的領導層，甚至包括金日成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個人崇拜問題上（這是金日成的軟肋，也最能夠打動蘇聯人）。4、反對派認為所采取的行動必須也很可能得到蘇聯的進一步支持，所以才再次到使館匯報，為說服蘇聯人，談話非常直率，但也有些夸大其詞。5、此時考慮準備“采取行動”的反對派的核心人物，從談話人的語氣看，李弼奎本人應該是其中之一（彼得羅夫也是這樣判斷的），而金枓奉、崔昌益只是可依靠對象，崔庸健和樸昌玉則是可爭取對象（對崔庸健的判斷明顯失誤，其原因可能是落花有心，流水無意，也可能是有意夸大，以壯聲勢）。6、最后，關于彼得羅夫修改文件的原因，因未看到原件，還不好說。感覺應該是彼得羅夫的個人問題，或者如蘭科夫猜測的，與蘇聯使館內部矛盾有關。至于轉入地下斗爭并取得志愿軍的支持，顯然是一廂情愿的事情。
此外還有兩點需要補充。筆者曾采訪時任勞動黨平壤市委組織部長的金忠植，金是在朝鮮國內成長起來的年輕干部，當時也參與了對金日成的批判，八月事件后逃到中國。他談到了兩個情況：第一，黨內對金日成的不滿情緒非常普遍，金日成出國后一些干部商議，準備在8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批判金日成，組織者是職業聯盟委員長徐輝，他得到了崔庸健的支持和金枓奉的贊同。第二，6月28日波蘭爆發的波茲南工人罷工的消息傳到朝鮮后，產生了很大影響，平壤有幾萬對黨的政策不滿的工人也要組織罷工，并得到平壤市委副委員長洪淳寬的支持，5名市委常委中有4人同情工人。 由此判斷，徐輝應該是反對派的主要組織者，這一點后來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而據蘇聯大使報告，波茲南事件的確“進一步加強了對朝鮮勞動黨領導人的不滿情緒”。
就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金日成回國了。
3 金日成的反擊與八月全會
關于金日成是何時及如何得知反對派正在策劃“陰謀”的，有當事人回憶說，金日成在國外時就已經從崔庸健或蘇聯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 而金日成自己在回憶錄里說，是回國后他的副官長李乙雪和南日向他報告的。 這里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回國途中，金日成7月13日離開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鮮，就是說他在蒙古及回國途中整整耗費了6天。 如果這時金日成已經知道國內有人準備“篡黨奪權”，很難想象他還會為幾萬頭牛羊悠閑地與蒙古人談判。俄國檔案披露的情況也證實，金日成的確是在回國后才發現危機已經存在的，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風報信并協助“滅火”的主要人物之一。
7月20日，金日成會見了朝鮮黨和政府的其他領導人，除向他們通報了出訪情況外，還專門談到波蘭事件。金日成指出，波蘭危機的出現，就是因為領導人過于關注個人崇拜問題，而沒有注意知識分子的“危險思潮”。 金日成顯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實證明，非斯大林化的結果就是政治的不穩定性，從而為自己的方針辯護。就在這一天，朝鮮政治不穩定的消息就傳出來了。根據南日7月24日向彼得羅夫通報的情況，7月20日樸昌玉來到南日家中，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崔昌益、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領導干部，打算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嚴厲批評金日成的領導方式、個人崇拜等錯誤。為了爭取南日加盟，樸昌玉說，他們會取得多數領導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會加入對金日成的批評。南日向蘇聯人表示，他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不可取，會“導致不良后果”，在黨員和人民中間“丑化金日成”，引起政治混亂。而金日成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隨后，南日表示，是否將此事告訴金日成，他感到很為難。彼得羅夫表態說，聯合批評金日成這件事值得高度關注，樸昌玉采取的立場明顯是不正確的，這樣做可能會在國內外引起不良反應。彼得羅夫建議南日應勸說樸昌玉、金承化放棄這種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報，彼得羅夫說，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說，如果這樣做，最好不要提到具體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奮勇將幫助金日成準備自我批評的發言。 由此可知，樸昌玉此時已經參與了反對派的活動，并承擔了聯絡蘇籍朝鮮干部的任務。另外，毫無疑問，金日成馬上就得到了全部消息。
隨后幾天，反對派的活動緊鑼密鼓地展開了。7月21日樸昌玉告訴蘇聯參贊費拉托夫，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將對金日成進行集中批評。 7月23日，崔昌益拜訪蘇聯使館，也通知費拉托夫，“在未來的中央全體會議上金日成將會受到尖銳批評”。 與此同時，金承化告訴費拉托夫，他最近兩次與金枓奉談話，詢問對在中央全會批評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興看到這樣的行動，因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錯誤，但他認為很少會有人下決心反對金日成。 關于這些情況，后來逃亡中國的徐輝等人向中共中央報告說，金日成回國后不久，費拉托夫曾通過金承化與崔昌益、李弼奎、徐輝、尹公欽等人見面，表示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甚至說“為了消除朝鮮勞動黨內的個人崇拜及黨的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必須要很好地組織斗爭”，并把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莫斯科與金日成會談的內容以及金日成已承認錯誤的情況透露給他們。徐輝等在報告中說，“我們很受鼓舞”，因為沒有兄弟國家的支持，去批評大權在握的金日成只能導致犧牲，而有蘇聯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日成的獨裁。 然而，在蘭科夫教授引用的上述費拉托夫的三次談話紀要中，根本沒有這些內容。盡管筆者沒有看到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蘭科夫一定不會放過。從前面所引彼得羅夫與南日談話中的表態來看，蘇聯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對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來。徐輝等人這樣說，很可能是在事后為自己采取的魯莽行動尋找理由，以便給中共中央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反對派積極活動的時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沒有閑著，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挑戰進行了充分準備，并且按部就班地展開了行動。首先當然是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反對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與蘇聯使館保持著更加頻繁，也更直接的聯系。除了外交場合的見面和會談，應朝方的邀請或要求，彼得羅夫臨時代辦7月24日到外務省會見南日，7月26日與金日成進行會談，7月28日拜會南日和樸正愛，8月1日與南日進行會談。 盡管這些已通過電報送交莫斯科的“特別會談記錄”目前尚未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內容與朝鮮政治有關。很快，蘇共中央就有了答復。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羅夫8月2日約見金日成，并向他通報了莫斯科來電的內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評朝鮮勞動黨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動的失誤的過程中，金日成應當主動表現”。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朝鮮勞動黨八月全會：東方的“匈牙利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