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樸義琓造訪蘇聯使館，通報了當天勞動黨中央常委會開會的情況。會議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所作報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認為，報告應該更多地談談個人崇拜及其嚴重的危害，而壓縮關于派別活動的內容。樸義琓還說，這些天來，金日成、樸正愛、金一、南日和方學世紛紛找他談話，極力勸說他不要在中央全會上提出“那些已經十分緊迫的問題”，“不要摻和到這些爛事里”。樸義琓指出，現在已經出現了要對那些不服從的領導干部壓制的苗頭，如把金承化調去蘇聯學習。金日成還對樸義琓威脅說，如果那些人還要在會上繼續發言反對國家領導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關他們的材料就派上用場了，而且大家都清楚，他（金日成）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 但金日成向伊萬諾夫所談28日常委會的情況卻很不相同。他說報告草稿得到常委會一致稱贊，崔昌益認為報告中關于個人崇拜問題提的很尖銳，金枓奉也同意報告的內容。常委會的核心是討論干部問題，而非個人崇拜問題。研究表明，對樸正愛和樸金喆等人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金枓奉也同意這些問題不提交中央全會討論。金日成還說，常委會的結論是，某些人指責中央領導人的目的是破壞黨和國家的領導層。金日成甚至還暗中向蘇聯大使施加壓力：金枓奉說他所提出的干部問題曾“得到兄弟黨的支持”。 如果記住金日成的談話是在9月1日，即充滿激烈斗爭的中央全會已經閉幕，且金日成大獲全勝，那么就可以理解他與伊萬諾夫的談話內容為何同樸義琓所說情況存在如此差別，以及他為什么敢于暗示蘇聯大使不要再干預朝鮮事務。
關于此期徐輝、李弼奎等反對派骨干分子的活動，檔案材料中沒有任何反映。不過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反復找一些持中立態度的干部談話，又對受到懷疑的人采取監控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已經十分狹小。即使他們想采取什么行動，也是孤掌難鳴了。8月30-31日中央全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反對派勢單力薄，只能孤注一擲。會議的過程很簡單，結局也是可以預料的。
8月30日中央全會開幕，金日成首先作報告。與以前黨內文件或講話相比，這個報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討論了個人崇拜問題，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談蘇聯的個人崇拜和朝鮮對樸憲永的崇拜，而對領袖金日成的崇拜問題，只是在談到宣傳工作時順帶提了一下。報告強調，“最近幾年黨中央委員會對糾正與個人崇拜相關的現象極為重視”，還特別指出，“個人崇拜絕對不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上產生的，也不是敵人喜歡斷言的那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弱點”。像以往一樣，報告批評的重點是黨內的宗派主義殘余以及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表現。 報告后進行大會討論，第二個發言以后整個會場馬上就陷入一片混亂，還出現了很多激烈爭斗的場面。關于這些情況，檔案文獻中不同的人有不盡相同的說法，而當事人的回憶更是五花八門。檔案材料有金日成、樸義琓分別與伊萬諾夫的談話，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給朝鮮勞動黨中央的信，高熙萬與薩姆索諾夫的談話，米高揚與朝鮮勞動黨代表團的談話，以及伊萬諾夫關于八月事件的報告。 學者經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則來自林隱（即許彬，原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高峰起（原金日成秘書室主任）、姜相浩（原內務省副相）、李相朝（原駐蘇大使）及金楚雄（蘇聯使館朝文翻譯）等人。 經過梳理和對比，筆者以為樸義琓對蘇聯使館講述的情況比較全面、客觀，因而比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別說明外，主要取自樸義琓的談話。
前兩個人，即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李鐘玉和咸鏡北道委員長金泰根的發言，除了歌功頌德，沒有什么實際內容。第三個站起來的是貿易相尹公欽，根據俄國檔案中保存的發言稿，尹的發言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揭露黨內生活及工作中嚴重的缺點和錯誤的問題：個人崇拜思想廣泛蔓延，批評和自我批評遭到壓制；有人溜須拍馬，有人濫用職權，有人專橫跋扈。接著，尹指名道姓地講述了許多具體問題，金日成、金昌滿、韓相斗、樸金喆、樸正愛、李一卿等人都在被批評之列。發言是圍繞著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展開的，涉及范圍之廣，具體內容之細，實為有關這一問題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見。發言最后向黨中央提出兩點建議：保障黨內民主，制止以各種方式壓制批評；將金日成個人崇拜問題交全黨討論。 不過，尹公欽的發言并沒有講完。當尹剛提到勞動黨內的嚴重問題時，金日成就打斷他的發言，指責尹是在誣蔑黨。尹公欽的隨后發言不斷被人插話、打斷：“你是在誣蔑”，“難道朝鮮勞動黨是法西斯或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當尹點到崔庸健的名字時，崔站起來大罵尹公欽是“狗崽子”，還使用了各種侮辱性的語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輝語）。此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但沒有得到允許。尹公欽的發言講到一半時，被迫中止（崔庸健語）。金日成提出，沒有必要給反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繼續發言的機會，應該立即停止討論。隨后對此建議進行表決，結果大部分同意，7票反對（徐輝語）。然后休會。復會以后，尹公欽等人沒有再回來。大會當場通過決議，開除尹公欽的黨籍（林海語）。接下來的發言就是對尹公欽及其他反對派干部的嚴厲批判或為金日成辯護，依次發言的有財政相李周淵、外務相南日、青年聯盟委員長樸容國。隨后崔昌益發言，他不否認黨的政策的正確性，但認為個人崇拜也是黨內的大問題。他的發言也數次遭到質疑。接著平安南道委員長金萬金發言，提議對以崔昌益為首的反黨集團展開調查，并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以后，金昌滿、玄正民（咸鏡南道委員長）、李一卿、崔庸健相繼發言，不僅針對尹公欽，還點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樸昌玉、徐輝、李弼奎。樸昌玉最后要求發言，想為自己辯白，也被一片抗議聲所打斷。金日成在結束語中要求對崔昌益和樸昌玉采取組織措施，大家一致贊同。
當天休會后，徐輝、尹公欽、李弼奎三人回家，發現電話已被切斷，形勢不妙。他們找到時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剛（原朝鮮義勇軍鴨綠江支隊政委）商議，隨后于當晚駕駛一輛軍車，直奔中朝邊界的鴨綠江大橋。 在第二天繼續召開的會議上，一致通過了《關于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樸昌玉等同志的派別和陰謀活動》的決議，歷數罪狀后，宣布將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并建議內閣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職務，并責成監察委員會對崔昌益、樸昌玉及其他有關人員進行調查。 按照樸義琓的說法，會后“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嚴厲鎮壓之中”。
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把上述過程和情況歸納起來，筆者有以下幾點看法提出來，與學界同仁商討。
第一，以往關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發起者稱為“延安派”，此議不妥。其一，朝鮮勞動黨內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派別，也沒有組織活動。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內部即使有一些個人之間的聯系，經過幾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隊，到1956年初早已打亂了原來的干部結構，勞動黨三大時領導機構的形成就很說明問題。其三，反對金日成的骨干力量當中，固然延安派人數為多，但也有蘇聯派和國內派不少人，如樸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日成的支持者當中，也不乏原莫斯科派、國內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證明延安派在這次事件中單獨成立了地下組織，或以該組織為核心發起了反對金日成的行動，那么就很難把這次政治斗爭說成是“延安派”組織或指揮的。其實，這次政治斗爭是所有對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不滿的干部參與的，所以統稱為黨內“反對派”可能比較合適。
第二，不過，反對派的核心人物的確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輝、尹公欽和李弼奎。剛一發現苗頭不對，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剛只是協助逃亡者），這很能說明問題。崔昌益、樸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積極參與了這場斗爭，但似乎還不是策劃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圍人物，是反對派積極爭取的對象。最沒有道理的，是把崔庸健認定為反對派努力爭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對派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崔庸健的“出賣”或“背叛”。崔庸健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隨者，特別是金日成1955年力排眾議，把崔庸健推上中央副委員長的寶座，1956年出國時又委托崔庸健鎮守國內，這些情況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對派怎么可能對崔庸健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與一個金日成的心腹？當事人的這種說法，不過是為了爭取支持而壯大聲勢，或為斗爭失敗推脫責任。
第三，關于八月事件的性質，應該說是一次黨內合法的政治斗爭。首先肯定不是后來朝鮮勞動黨給反對派定罪時所說的軍事政變，反對派手里既沒有軍權，也不掌握警察，如何組織和發動武裝政變？把反對派的活動說成是“反黨陰謀”也沒有根據，他們的活動幾乎沒有什么秘密，一方面不斷向蘇聯使館報告，爭取支持，一方面到處游說，發動各種反金日成的力量，那里還有什么“陰謀”！他們最初是希望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最傳統的黨內斗爭方式奪取金日成的領導權，或至少是達到“清君側”的目的，后來發現既沒有足夠的力量，無法得到蘇聯的支持，于是便孤注一擲，在中央全會上公開站出來指責金日成，試圖造成影響，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對派失敗的原因，關鍵是蘇聯對處理朝鮮黨問題態度的轉變。朝鮮勞動黨的個人崇拜問題，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點，也是反對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蘇聯領導人出于對朝鮮勞動黨中央抵制蘇共二十大方針的不滿，支持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錯誤提出批評，自己也主動找金日成談話。正是這一消息的走漏（盡管可能不是蘇聯人的責任），給反對派的活動增強了動力。后來由于擔心思想混亂、局勢動蕩，莫斯科在批判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有所收縮，又明確表態反對采取激烈方式批評金日成，其結果既為金日成鼓了勁，也給反對派泄了氣，這場政治較量的天平便明顯地一邊倒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最后，關于這段歷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些說法筆者很難茍同。姜相浩回憶說，“密謀者與中國大使館有一條秘密聯絡渠道”，有學者據此認為，反對派始終與中國大使館保持著密切聯系，甚至“整個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國煽動起來的”。 多年后金日成的一個說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說反對派這些人“敢于鬧，是因為彭德懷給他們撐腰”。 根據現有史料，可以確定的是，1956年7月蘇聯領導人與金日成會談后，向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情況。但具體內容不詳，中共也沒有做出反應。 另據俄國檔案記載，8月3日中國駐朝使館參贊曹克強拜會蘇聯臨時代辦彼得羅夫時說，“在與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的會談中，個別朝鮮同志對中國如何對待個人崇拜的問題頗感興趣”，而使館的答復都是遵循《人民日報》的口徑。 這個說法，與筆者采訪金忠植的記錄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與中國使館進行聯系的問題時，金忠植說，中國使館的態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見，或者含糊其辭。 8月17日伊萬諾夫拜訪中國使館，從他挑選的這個會面時間看，蘇聯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國對朝鮮政局的立場。但喬曉光大使只談到了一個情況，即關于朝鮮希望中國在五年計劃中提供何種援助的問題，目前仍未向使館做任何通報，有可能金日成率團出席中共八大時會提出這個問題。 看起來，中國對當時朝鮮黨內斗爭的詳細情況既不了解，似乎也不關心。 不過，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反對派干部逃亡中國幾天后，中共中央不僅卷入了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而且成為主要角色。
文/沈志華，本文曾刊發于《二十一世紀》，為系列長文《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第二篇，原題《八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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