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倫理，還是出于自由主義的公眾認知權的原則，還是出于媒體的揭丑傳統，還是出于權勢集團的憂患意識，這種自我批判精神和對通過公開討論解決問題的信心是美國改良機制的靈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過來，也可以設想，在這樣鍥而不舍的大聲疾呼、公開”家丑外揚”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聞不斷出現，如果加以遮掩，壓制批判，聽任膿瘡在暗室中發酵、發霉，其后果將是如何。
一方面是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一方面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全社會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傳統，共同促成了持續的漸進的改良。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卻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一次次度過危機。也可以說是社會在不斷搖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蕩乃至解體。
中介勢力—-基金會及其他私人公益事業
在美國的漸進改良中還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業。國人所熟悉的各種”基金會”是其中一種形式。這種公益事業古已有之，現在也非美國所獨有，但是在美國最發達，其達到的規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國家無法比擬。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會這一事物為例，它興起于20世紀初，與進步主義同步發展，到目前數目已達幾萬個，資產上千億，可以說是20世紀美國一大特產。它是政府的補充，是社會的緩沖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徑，授受雙方都從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兩大特點：一、從一開始，都是以傳播知識，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為宗旨，已經形成傳統，這一點對美國教育、科學、文化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而且其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影響一方面對造福人類作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在全世界擴大文化影響的有力途徑，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資本家自愿出資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為獨立的、根據基金會的章程和有關法律運轉的機構，不以出資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不同于個人的慈善行為。
造成資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財產歸還給社會的原因很多，不能簡單地以”沽名釣譽”，或爭取免稅來解釋，盡管不排除這種因素。更深層次的還要從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觀，重教育的傳統和漸進主義的妥協模式中去找。它還體現了美國人對”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慮，對”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滲透(trickling down)”理論的極好的體現。這是處于社會主導地位的資產者的一大創舉，在美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也可以說是美國式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結合。從世紀初的卡內基、洛克菲勒到世紀中的福特到世紀末的特納和比爾*蓋茨都遵循這一”發了財就捐贈”的傳統，而且都著眼于促進文化教育事業。在普通人那里，基金會已進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從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會公益事業，自然就想到向某個美國基金會報一個”項目”，申請資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歐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學術機構，追根溯源，其資金來源的重頭往往是美國基金會)，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這一事物的巨大意義，特別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與平等的悖論的杠桿作用。這樣一種威力巨大的事物產生和發達于20世紀的美國決非偶然，其物質基礎是民間聚集的巨大的財富。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富人手里的錢多得花不完，任何國家無可比擬;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傳統。
若追根溯源，美國的捐贈思想還是來自英國，早期的溫特羅普、富蘭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論和行動。到本世紀初，開大基金會風氣之先最著名的當屬鋼鐵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們以殘酷無情的手段發家致富，得到”強盜爵爺”的惡名;同時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對各項事業的巨額捐贈成果累累，而且樹立了基金會的模式，對整個這一領域都有深遠影響。他們捐贈的重點多在文教、衛生、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方面，還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大多帶有開創性，其業績在一篇文章中難以盡述。 現在要探討的是其思想基礎。
老卡耐基與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點，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盡管所屬教會不同，在建立基金會之前都已進行過大量捐贈，身邊都有篤信宗教的好友為其策劃把捐贈制度化。卡耐基發表的文章題為”財富的福音”如今已成為公益事業的經典。 其中表達一種信仰，歸納起來，就是：社會的貧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優劣之分。那些處于社會上層的人是憑才能和努力達到的。但是一旦擁有了財富和榮譽，就有責任為幫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會而做出貢獻，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還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捐贈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認為如何斂財和如何散財同樣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蓋茨的意見：一是巨大財富如不在生前作恰當處理，對子孫是禍不是福，甚至對社會將產生不良影響;二是要科學地進行慈善捐贈，使花的錢產生最大社會效益，變”零售”為”批發”。這是建立基金會之由來。他的信條之一是”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
對于那一代美國人來說，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是一種內在的動力。但是不止于此，它還代表美國精英的一種理想。從一些大基金會的宗旨、綱領中可以看出，它們大致目標和性質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帶有理想主義，以完善美國乃至全世界為己任，同時也致力于鞏固美國的現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擴張其影響。在各大基金會發展的歷史中都得力于幾位目光遠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會長或顧問。他們掌握著不屬于他們的財富的支配權，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貫徹于工作中，使基金會帶有自己的印記。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過有幾個共同點：都是胸懷大志，動輒以”全社會”、”全人類”的幸福和進步為目標;都強調向問題的根源開刀，也就是著重治本而不是治標，因此選項帶有前沿性、開創性;關于問題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則是共同的。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大基金會的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發明，或整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或影響某些學術機構的消長。它還是各種”思想庫”研究項目的主要經濟來源，無形中對政府政策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對待社會弱勢集團和不發達國家，特別體現了美國的”白人的重擔”和”天命”思想。在國際上，當然維護美國的利益，不過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徑，仍以文化教育為主業。
基金會這樣一種公益事業發達于本世紀初不是偶然的。它剛好處于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導下的自由放任經濟的頂峰和要求平等的進步主義思潮勃興的交匯點。那些大工業巨頭們無不是乘自由市場經濟之風扶搖直上，到達高處時卻發現自己已是眾矢之的，被當作一切罪惡的化身，所植根的社會正在孕育著深刻的變革。他們處于兩面夾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層勞動者和社會輿論的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已傳入。在這種情況下，有遠見的企業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動，匯入社會改良的潮流。因為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熱愛這個社會，不愿看到動亂和革命，徹底改變現狀，于是自覺地以主人翁精神來為國家排難解憂，以鞏固正在迅速發展的企業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為廣大公眾所接受。最方便、最現成的手段就是發揚捐贈的傳統，使其更加有組織、有目的、達到最大的效果。同時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較好的名聲。所以，社會調和是其實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話來說，是要”使得兄弟的紐帶仍能把富人和窮人聯結在和諧的關系中”。
他們與政府的關系復雜而微妙。如前所述，從根本上講，目標是一致的，是起”補臺”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會本身就是構成美國權勢集團的主要部分，其負責人與政府高級官員經常對換角色，在相互的大門中進進出出，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但同時它又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別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獨立性，與政府保持距離，并且從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預的反對派。政府則一方面以免稅鼓勵捐贈，一方面又對它不放心，需要經常進行審查、監督和限制，有時相互之間關系很緊張。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壓力可以來自”左”、”右”兩方面。例如，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一些大基金會曾以”親共”嫌疑受到國會審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稅的公益事業又受到濫用權利為資本家謀私利的指控，國會曾舉行大規模的聽政會并通過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還需要指出的是，以羅斯福的”新政”劃線，私人公益事業在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擔負起社會福利事業，在觀念上責無旁貸，在實際開支上也占大頭，遠遠超過各種私人捐贈的總和。可以說，在20世紀前半葉，私人公益事業在幫助美國社會克服危機，平穩過渡方面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二戰以后則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它所具有的靈活性和優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單純以撥款數來衡量。
總的說來，以基金會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業是美國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說社會批判運動和輿論的揭丑是對疾病的檢查和診斷，那么基金會的活動就是一種治療手段。它不是動手術，而是保守療法，所致力的不是”拆臺”而是”補臺”，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銳的矛盾，推動健康的發展，所以它是美國漸進改良中一股強大而穩健的推動力，而且站在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國富豪的思想狀況和價值觀念與當年的巨頭們顯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例如比爾*蓋茨不見得有卡耐基那樣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應該為社會公益事業有所捐贈，已經形成傳統，也是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機制。所以，”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這一代表美國人雙重人格的模式還將繼續下去。
綜上所述，美國的平穩發展得力于三種力量聯合的漸進改良。但是尖銳的社會矛盾是通向適時的和平改良，還是政治集團陰謀政變，還是群眾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斷為轉移，而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決定性的是統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導思想和群眾的傳統和行為模式。而這上下兩方面的傳統，歸根結底還是長期的政治體制和占社會主流的思想培養出來的。
(四)人才優勢和創新機制
80年代中期，以保爾·肯尼迪的《大國興衰》一書為契機，“美國衰落論”曾在美國和世界風行一時，當然都有相當的事實和數字依據。但是筆者一直不以為然，認為美國的潛力遠未發揮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優勢，后來在《戰后美國外交史》的”緒論”中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一個常為論者所忽視的方面，就是美國的人才優勢。如果說今后國際競爭主要是經濟實力之爭，而經濟實力又取決于高科技和各種管理人才的話，美國吸引人才和發揮人才的優勢仍將是他國所不能及的一大強項。美國是移民國家，從一開始就有其獨特之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是從已經具備一定勞動力和技能的青壯年開始的。他們出生、成長的‘賠錢’階段是由別國支付，而把最富創造性的年華和辛勤勞動貢獻給建設美國。不僅是在立國初期和‘拓邊’時期如此，這一過程貫穿于每個歷史時期，至今方興未艾。蘇聯解體后，美國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發一筆意外之財，其深遠影響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國際化的今天，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國。這種情況不改變，就說明美國的社會機智相對說來更能提供發揮創造力的條件。大批移民當然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但美國可以通過調整移民政策來進行擇優。人才狀況不時孤立的，它既預示著未來的競爭潛力，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的相對實力。因為人才流動不可能強迫，一個對人才有如許容量和吸引力的國家很難說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現在看來這段話已為近年來的事實成倍地證實，但是還沒有揭示美國吸引人才的內在根源。那時”知識經濟”這一新名詞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識到在今后的發展中知識或智力的重要性將日益突出，這是肯定的。前幾年，”后工業化社會”一詞用得較多，但是不明確這”后”面是什么。現在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稱呼，那就是”信息社會”，或”信息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美國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優勢之最就是人才。這里有作為移民國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僅是高級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質，也就是”國民性”。
先天的人口優勢與人盡其用的環境相結合
美國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獨厚在于移民國家的特點。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的人口的構成如此復雜，沒有哪一方土地是這樣的萬國殖民地，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幾百年來總能博采各民族之精華為己所用，而且這一情況還在繼續下去。當然這一特點也正在造成嚴重的問題和危機，可謂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成”遠超過”敗”。世界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民族大遷徙，許多國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來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國情況不同：1)美國的移民是陸續形成，一批一批來的，不是一次涌來;2)最早來美國的移民是來自當時世界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帶來的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思想觀念;3)從”五月花公約”到”獨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經形成了一套核心價值觀，成為以后無論來自何方的移民的認同的中心，產生獨特的凝聚力。這最后一點尤其重要，而且證明有很強的粘附力，否則美利堅民族就無法誕生和延續。
事實上，直到現在，美國的主要人口構成中歐洲裔還是占壓倒多數(關于歐洲不同的族裔，此處不細說)。至少直到二戰之前，美國一直源源不斷從歐洲吸取精華，包括思想、人才、體制、科學發明等等。許多新理論和新發明首創于歐洲而最后完成和實踐在美國。有一則流傳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學說后，跑到美國去說服羅斯福予以實施，他說英國有顆大腦袋，而美國有個大身體，把英國的腦袋移植到美國的身體上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不論凱恩斯本人是否說過這樣的話，講這故事的一定是英國人，反映了一種優越感和沒落感混雜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繪了歐洲與美國的關系，也就是力不從心的歐洲的精華移植到美國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歐洲的理論到美國得以新生的原因不僅僅是由于美國的物質力量。如美國著名企業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國的經濟強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獨一無二的”美記”企業管理資本主義。它本身有一種特殊的自我更新機制和靈活的轉型和適應能力。由于幅員遼闊、市場巨大和人口復雜的需要，美國發展出了特有的企業精神，善于經營管理的傳統，相信科學技術，以數字、法律、合同為基礎，而不是以人際關系和習俗為基礎。美國的企業除了吸收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的先天條件外，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舍得在培訓人才上花本錢。從19世紀末，”新邊疆”結束后，整個大陸由縱橫交錯的鐵路連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際的關稅壁壘，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市場，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強勁動力，新發明層出不窮，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邊疆。今天，美國的”新邊疆”是全球經濟，并且仍在不斷開拓，其企業精神和個人獨創性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比工業化時代更加能發揮優勢。所以19世紀出現了卡內基、洛克菲勒、摩根這樣能夠把握世紀的巨頭，20世紀一大批領導世界新潮流的網絡巨頭也出現在美國就不是偶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