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必須提到杜威的影響，因為他的教育思想對20世紀美國教育影響最大。我國一向把它稱作實用主義的代表。實際并不完全確切。從其倡導的精神與內容來看，正好是對趨于庸俗的實用主義的一種逆反，毋寧說是體現了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同時也屬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張知行合一、徹底的”有教無類”、把教育作為改造社會的基本力量、順應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開發兒童的創造力，把兒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別于”競爭的人”，充滿服務精神等等。這些都帶有那個時代濃厚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在現實中難以完全貫徹，與今天美國中小學教育所面臨的問題相距更遠。但是他以及一大批與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響的教育家的理論和實踐對美國教育改革還是功不可沒。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實現，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想，美國的教育能夠為最廣泛的階層所享有，能最好地與社會需要相聯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視庸俗的實用主義。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題。
每當美國人感到國家出了問題，或是遇到了難題或危機，就想到教育有問題。所以，教育改革的呼聲一直不斷。
戰后幾十年來，中小學教學質量低，一直是困擾美國的一大問題，盡管朝野都予以關注，也不斷采取措施，卻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學者成立了”優化教育網”，兩年后出了一本書，題為《國家在危急中》，歷數教育滑坡現象。這本書引起全社會的震動，從那時起展開了”優化教育運動”。南方一些基礎教育較差的州領導，包括當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而在本地進行改革，提高了中學畢業的標準。另外，重新強調在課程中加強基本知識教學，也是一項改革內容，但這只是建議，并無強制性，完全達到此要求的高中畢業生不多，不過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無論如何，教育的普及還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大學盡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一般說來，一個人經過幾年大學教育，除了學到專業知識外，視野總要開闊一些，眼光遠大一些，特別是養成學習的習慣，終身受用。在美國的特殊條件下，大學的普及對緩解種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園中和睦相處可減少白人青年的種族偏見;一方面給少數民族以較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機會。美國有一位歷史學家在講到1929年的大蕭條時有一段話說明普及教育發揮的作用：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象美國一樣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沒有別的國家象美國那么幅員廣大、居民血統和社會背景這么多樣化，依賴它的教育系統來訓練人民學會和睦相處的藝術。如果真有一個時期證明過去幾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開支起了作用的話，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這一段時期。當時，人人都在困難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慮，然而又采取批判態度，這樣，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團結才不致消亡”
不論還存在哪些問題，迄今為止，美國以雄厚的物質力量為后盾的對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實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無疑是造成美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的巨大財富。
(五)異化和悖論
在進入21世紀時美國依然充滿著嚴重的問題和潛在的危機，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問題。貧富懸殊、種族矛盾、”世風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終高于其他發達國家，等等，都是顯而易見的并且是人們經常談到的話題。關于美國興衰問題，現在和過去一樣，始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美國的興旺是暫時現象， 其中有泡沫成分，繁榮中孕育著衰退的因素，終將表現出來;一派認為有種種新的因素促成了這種新的經濟良性循環，美國的發展仍將不可限量。本文感興趣的不是絕對數字和靜止的狀態，而是構成美國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紀促使美國發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還將繼續起作用，或者將發生哪些消極的和積極的變化。
平等問題
今天美國最明顯的社會問題仍然是貧富懸殊。經過一個世紀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濟貧措施等等，社會從金字塔變成了棗核形，也就是出現了一個中產階層，兩頭小，中間大。但是就兩頭而言，差距并沒有縮小，而且70年代以來在逐步擴大。與歐洲主要發達國家比，美國依然是發展勢頭較猛，社會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現象嚴重得多。從直觀的感覺上看，美國的大城市的”富人區”和”窮人區”仍然天上地下，對比鮮明，而且”窮人區”常常等同于”不安全區”。流浪漢、乞丐、無家可歸者比比皆是。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從70年代到90年代，標志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一直在擴大：1947-1970年，從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后一直上升，至1995年達0.450。
1986年，也就是約翰遜的”偉大社會”之后20年，一位國會議員公布了美國兩極分化的數字：占人口1%的超級富翁1963年擁有25%的社會財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10%的最富有的人口擁有68%的財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說：
“從1963到1983年間，不處于經濟圖騰杖的頂端的90%的美國家庭損失了他們占有的國民財富份額的將近10%。這一趨勢與我國公民一般認為的財富分配趨于平等的設想背道而馳”。
這20年正是幾屆共和黨政府為減少財政赤字對大政府進行調整的時期，特別是經歷了里根的對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轉政策。所以說明，美國在平等與發展之間搖擺前進的道路上為之付出代價的還是窮人。
克林頓兩屆政府期間經濟持續繁榮，時間之長為戰后所少見，而且失業、通漲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貧富差距卻有增無減。根據美國官方的數字，從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國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6%，而普通職工的實際小時工資卻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額都歸于上層的20%的職工，而其中1%占去了增額的64%。如果不以工資計，而以收入計，差距就更大，最上層的1%的人得到總增長額的90%。總的趨勢是，20%的上層家庭的收入不斷上升，而下層20%不斷下降，1993年前者是后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國的歷史記錄。
一般美國人對此不能無動于衷，談起在富足的社會中這種貧困現象都認為是美國的恥辱，盡管對于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至今爭論不休。1992年美國大選時，前總統卡特在推選克林頓當候選人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作主要發言，揭露美國貧富懸殊和社會的不公正，其尖銳程度不亞于通常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抨擊，他描繪的貧民窟圖景仍可與本世紀初的暴露文學媲美。他還駁斥了右派說這些人窮是因為他們太懶，不求上進，缺乏家庭觀念等論調，并以自己親身從事社會工作的經歷說明，這些人只要給他們改善生活的機會，他們和”我們”一樣雄心勃勃，一樣愿意辛勤工作，一樣關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當然卡特的這番講話是在大選中發表的，帶有黨派斗爭的色彩。他提出的爭論觀點正好說明了一個世紀以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觀點之爭，也就是美國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實踐證明，民主黨執政以后并不能扭轉這一狀況。因為自約翰遜以后，聯邦政府的福利負擔已經到頂，克林頓面臨的是非改不可的醫療制度。卡特批評共和黨削減聯邦政府福利開支，克林頓還得進一步壓縮政府的福利開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業私有化，責成企業在技術更新過程中負擔職工培訓。這在實際上往往遭到企業主的抵制，結果對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利的。
美國的”新經濟”引起經濟結構的深刻改變，導致工資差距迅速擴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識的高級人員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時包括相當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內的非專業人員收入下降。失業率總體是低的，但是企業裁員率大大增加，據美國管理協會的數字，1989年各企業報告的減員總數為35.7%，1994年上升至47.3%。1995年有29.7%的職工每小時平均工資低于貧困線，這些人按照通常的標準，并不見得都是”非熟練”工人，而只是屬于非熱門工種。 “新經濟”是否一定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現在尚無定論。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資收入的人中，在工資、職業穩定性和向上流動的機會三個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擴大，更不用說處于最上層的億萬富翁與貧民之間的差距了。還有一種新的現象是新富多為暴發戶，而且日趨年輕化。與過去那種白手起家，奮斗多年而后積累起一份家業的富豪大不相同。競爭之激烈，消長、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這種形勢下，原來的調節社會的機制是否夠用，”美國精神”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尚待進一步觀察。
種族矛盾與文化多元化
貧富懸殊與種族問題不可分。整個20世紀的改良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爭取種族平等。應該說，從社會觀念到少數族群 – 特別是黑人 – 的實際境遇都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是美國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問題陷入怪圈，很難突破。至今提到貧困、犯罪、毒品、校園和街頭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還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聯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區也是犯罪高發區，那里房價低，市政建設差，是眾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學是就近入學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礎教育水平，也就是貧苦黑人的子弟很難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從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學校學生的成分看，實際的種族分野還相當普遍。美國中上層白人和亞洲族裔一樣，常有”孟母三遷”的精神，卜居先考慮子女上學的條件，其結果是政治上人為的種族隔離取消了，由經濟等原因造成的事實的隔離又”自然地”形成，而且傳代。基礎教育的差距必然影響到上大學的機會，和就業的條件，這樣形成的循環至今仍然沒有打破。美國黑人今天的狀況離事實上的平等還有很長的路。
當前，在新的一輪”數字經濟”的競爭中，黑人又處于最不利的地位。據商務部的一份報告統計：白人家庭擁有電腦率為40.8%，而黑人家庭為19.3%，白人上網者占21.2%，黑人只占7.7%。這些問題從政府到有關社會團體以及社會科學界都在給予關注。1992年洛杉磯因白人警察毆打黑人而爆發街頭暴力示威時，有一家華人報紙評論說，美國黑人問題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繼續還債。此話頗為生動地說明了美國的黑白種族關系，黑人問題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無法卸掉的負擔。
今天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不止是歷史遺留的黑人貧困的問題，而是復雜得多的”美國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國化”的問題。少數族群的覺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為強烈，主要表現在對主流文化的挑戰，這與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認同主流文化的心態剛好相反。這個問題從二戰以后就開始存在， 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高漲，對白人主流文化統治美國的現狀的反抗也同時興起，與當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屬于同一潮流。自那時起發生了觀念上微妙的變化(為方便計，姑且以簡單化的”左”和”右”來概括)：過去”左”派反對種族隔離，反對強調種族區別，主張幫助黑人和新移民盡快”美國化”，成為平等的一員;右派種族主義者則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認為非我族類，不可能”化”作美國人，只能按族群區別對待。
60年代之后，”左派”開始拒絕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化”，也就是拒絕接受美國的主流文化，而強調每一個族群的傳統和特點，認為長期受壓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現的文化必須加倍伸張，也就是加強種族意識，族群覺悟，而不是爭取個人的權利。這一觀念與極右派殊途同歸，只不過一個認為不應該”化”，一個認為不可能”化”。處于中間的代表美國主流的精英則仍然堅持以原來白人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化”。他們承認今天的許多種族矛盾現象主要是過去種族歧視造成的惡果，是美國歷史的恥辱，應該繼續努力消除這種后果，不過他們認為進一步強調種族區別將適得其反。這一爭論主要是在大學校園中和學術界，規模也不小。80-90年代關于”肯定行動計劃”之爭和90年代圍繞歷史教科書的大辯論都反映了在種族問題上兩種思想之爭：前者關系到如何彌補歷史遺留的種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問題更加深刻：美國的歷史是否從根本上應該改寫，不再承認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還涉及教學內容–從大學課程發展到中小學課本–和選拔教師以及招生標準。
如何詮釋歷史關系到如何塑造未來，也就關系到美國是否還能繼續在多元化中維持其原來的主流文化。筆者以為，在短期內，美國的多元文化遠不足以威脅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會其他弱勢群體一樣，唯其處于邊緣，才要大聲疾呼，事實上移民”美國化”的過程仍在繼續，不論是自愿還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經濟情況惡化，或是社會發生某種危機時，白人種族主義依然可能上升，種族沖突的危險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復雜，不完全是在白人與少數族群之間，而可能發生于先來后到，不同處境的少數族群之間。例如1992年洛杉磯因白人警察毆打黑人而引起的街頭暴動，被打砸的對象卻主要是亞裔。美國的移民政策是加緊控制和排斥，還是放寬和鼓勵，這是美國特有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悖論。
就社會危機而言，單純的貧富懸殊不足以導致暴力沖突，但是種族矛盾仍是美國社會最難化解的足以引起動亂的潛在危險。
市場”專政”與自由主義的極限
美國在發展機制上靠市場經濟，在精神上靠自由主義，二者相輔相成造成了美國的強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其消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今天的種種負面現象歸根結底與這兩大因素有關。
對市場決定一切的機制如果沒有足夠強有力的制約，就發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圖”，結果是從市場競爭走向市場”專政”。市場既然視消費者為”上帝”，一切行為都是以鼓勵消費為目的，社會風氣必然媚富嫌貧，而且出現瘋狂的高消費生活模式。有人說，自從信用卡出現以后，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先勞動后享受變成先享受了再說，精神的墮落從這里開始。這是極而言之。不過二戰以后美國社會向高消費迅速發展的確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對青少年的教育。消費的誘惑對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優越，有希望進入名牌大學從而躋身于上層社會的青年尚有推遲享受的動力，學習有一定目標，而對大多數貧苦子弟來說，這種希望太渺茫，太遙遠，眼前的誘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為方面，商業文化的潛移默化遠遠超過教師的諄諄教導(假設教師都是這樣做的話，其實未必)。所以，美國基礎教育問題的根源在于高消費社會造成的思維方式。這是任何”教改”所無能為力的。所以美國針對中小城市學教育的改革經常不斷，卻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數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礎教育的嚴重缺陷，造成美國缺少熟練工人還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這種現象從長遠看將改變美國的人口素質，腐蝕美國賴以立國并發展到今天的”美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