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與美國沒有一個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貴族階級有關，并且是一批當時先進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勞，不完全是華盛頓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國在立國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后經常遇到的為接班人問題糾纏不休的折騰。另一方面，美國的民主不是民粹主義的，從憲法和機構的建立開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數人的權利，而且，民主權利的普及也是漸進的，這點與法國的傳統不同，較少街頭民主的傳統和群氓政治的可能，這為美國基本上平穩的發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19世紀中葉，歐洲出現了兩大對人類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頂峰;一是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后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于人類社會，被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兩種思潮在歐洲的命運非本文主題。在美國，達爾文的進化論確實對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遍及哲學、教育、社會學乃至心理學。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自由競爭，適者生存，更是在美國找到了最適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現了一批熱心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主要在經濟學界，總的是為當時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的合理性辯護。 但是到了20世紀，弱肉強食的法則已經弊端百出，社會不平等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謂的”起點平等”、”機會平等”日益暴露出虛偽性。此時在理論界出現了對立面，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主張政府干預，對緩解社會不平有所作為，形成一種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總的說來，美國社會實踐的主線還是自由競爭，在美國早期建國過程中，這種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釋放出了巨大的創造力。直到現在，相對而言，美國因平等而妨礙效率的程度比歐洲國家要輕得多，而不平等的情況則比西歐嚴重。于是就出現在語義學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詞在美國一反其原義：”保守主義”指傾向于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因為這是美國的傳統;”自由主義”(狹義的)反而指倡導政府干預，多一些規章制度，抑強扶弱的主張。簡單化地說，前者主要著眼于刺激投資者的積極性，讓資本家先賺了錢，然后向下滲透，澤被全民;后者著眼于保護底層人民的基本利益，強調平等，在經濟上則是通過提高全民的購買力來刺激經濟繁榮。這兩種思潮歸根到底都屬于廣義的”自由主義”，是一個核桃的兩半。正因為美國的實踐主線是自由經濟，其自然傾向是貧富差距擴大，所以知識分子和社會輿論的主流在多數時間內是”自由派”聲音較高，即為弱勢群體說話，放手批判現狀。有時越是處于邊緣的少數主張，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態出現，這往往給外人以錯覺，以為美國思想界主流出現左傾。事實上美國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數歐洲國家要靠右。如果以”左”和”右”來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變化的話，猶如鐘擺，每隔一段時期就向一方擺動一次，而總的趨勢是向中間靠攏。最激進的改良沒有脫出自由主義的框架。這個框架彈性較大，右邊界是法西斯主義，左邊界是共產主義，在這個框架內左右擺動，不斷調整，是美國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從對美國制度沖擊的角度講，20世紀有過兩次最大的危機：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二、60年代的社會危機、信仰危機。從政府改良的角度講，本世紀有過三次高潮：一、從世紀初到一戰前，老羅斯福和威爾遜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隨著經濟大危機的反思和小羅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民權立法及”偉大社會”計劃。至于公眾批判和抗議，則無時無刻不存在，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這是波浪式的持續性的。二、20世紀一十年代的進步主義運動，其中包括歷史上有名的”掏糞”(或”揭丑”)宣傳;三、60年代”反文化”抗議運動。下面分別予以簡述。
(三)上中下結合的漸進改良
胡適20年代觀察美國，頗有感慨地說過：”美國不會有社會革命，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進步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 。這誠然是一語中的。漸進主義的確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 – 不斷從改良和妥協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軍事政變和其他方式的無序的政權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沒有經歷過”和傳統決裂”的過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體的框架內不斷更新、變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寧所說：”西奧多*羅斯福和進步黨人的全部綱領、全部鼓動工作都是圍繞著這樣一點：怎樣通過……資產階級的改良來拯救資本主義” ，實際上整個美國改良的過程都可以說是在拯救資本主義，而西奧多*羅斯福(下稱老羅斯福)政府可稱起了開山作用。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極的”拯救”，而是在不斷克服矛盾和危機中飛速發展。事實上，沒有發展，就談不上拯救。
20世紀西方發達國家一大創新就是福利國家的形成。福利國家之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勞動者斗爭的成果，也是資產者讓步的措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美國史家提到美國的改良，一般都提”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是有道理的。20世紀上半部美國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剛好就是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一轉變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開始干預經濟生活，二是政府成為調節各種矛盾，特別是勞資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羅斯福的”新政”可稱承前啟后，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說，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劃時代的影響。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帶來的挑戰和迎戰都是戲劇性的，其影響之深遠，再強調也不為過。而歸根結底，它緊扣”拯救資本主義”這一主題。”新政”的內容眾所熟知，不必贅述。單純就解決經濟危機而言，如果沒有二戰，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論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論。這里要強調的是它對美國的改良模式和觀念所產生的革命性的深遠意義：
1)政府職能大轉變：從小政府到大政府，從盡量少管事到多管事。這實際上是對美國自杰斐遜以來賴以立國的的政治理論的一次深刻的變革，與美國人不信任政府的傳統觀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時期，是很難實現的。當時面臨空前的危機，人們接受了這一觀念：一個關心群眾福利的犯錯誤的政府要比一個漠視人民疾苦無所作為的政府好。危機過去之后，傳統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爭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權也有責任干預經濟這一觀念已經合法化，爭論只是在干預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權中加入了”經濟正義”的因素。這是對舊自由主義的一大修正。羅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論、信仰、免于匱乏和免于恐懼。前兩項是舊四大自由的合并，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匱乏”的權利。從此，有人挨餓不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政府和全社會有責任改變這種不合理現象。從這一觀念出發，一系列的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據，而且是政府和社會強勢集團應盡的責任。”社會安全”、”社會保障”的觀念和機制從此逐步確立。
3)政府成為調整勞資關系的中介。羅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護勞工的法規外，還首次立法規定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政府出面說服資本家接受這些向勞工讓步的措施，以此換取勞工的妥協。這樣，工人的權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會不再是一種反社會的激進勢力，變成了體制內的一個利益集團，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運動的性質，換言之，可以說工人階級受到了”招安”，從而取得了社會的穩定。
以上幾點奠定了20世紀后半葉美國社會的穩步改良。當然危機過后，舊的習慣勢力必然有反彈，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強食的社會，新的框架已經定了。對美國政治文化來說，可稱完成了一次觀念上的革命。從理論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不再能進入主流。
當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羅斯福與他的謀士們一時心血來潮想出來的，而是美國不斷改良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前有古人，后有來者。從政府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政見來說，”古人”從上個世紀已經開始，若從本世紀算起，則主要從老羅斯福開始。”來者”則綿綿不絕，以后歷屆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葉，尤以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計劃”達到登峰造極。不論在具體政策上有什么壓縮和調整，美國式的福利制度已經形成。由于篇幅關系，此處不能詳述，僅對老羅斯福與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紹。有意思的是，這幾位總統對外都以帝國主義擴張和干涉著稱，而對內的的確確向社會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老羅斯福總統任期1901-1908，剛好是本世紀初現代美國的開始，也是美國第一輪社會改良思潮高漲時期，史稱”進步主義年代”。他在總統任內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氣”抑制豪強”，取得突出成績的有兩件事：一是限制壟斷資本，于1903年促使國會在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基礎上通過修正案，進一步擴大了總統干預經濟的權力，為后來威爾遜政府通過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的先聲。二是調解1902年賓夕法尼亞15萬煤礦工人大罷工。此次罷工由于礦主態度頑固，僵持5個月之久。最后政府出面干涉，通過軟硬兼施迫使礦主同意與工會談判，并同意政府仲裁，同時說服工人復工。最后結果除增加工資的幅度外，基本滿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長遠意義的是建立了9小時工作制，以及在礦內勞資雙方談判的制度。
這兩件事開政府敢于抑富扶貧的先聲。的確如老羅斯福所說，是在美國進入新的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的一次在積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調整。他用的詞是防止”過度資本化(over-capitalization)”。與此同時，他還在政治上勵精圖治進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稅制改革。其結果不但使當時正在尖銳化的社會矛盾緩和下來，而且開啟了一種解決矛盾的機制。以此為先例，以后歷屆政府又陸續通過一系列保護勞工的立法。老羅斯福的舉措的重大歷史意義還在于宣告：治理美國的中心是在華盛頓，而不是華爾街，美國政府既向社會平等的方向進行干預走了一大步，又為達成勞資妥協、保存和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創造一種模式，為日后小羅斯福政府大規模的”新政”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