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啟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是一種工具理性，以破壞自然為代價求發展。如果按這條路走下去，人類的存活就成了問題。
何為人，是當今哲學研究領域的大問題，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對人的全面了解之上，并非向往一個遙遠上帝或天主，而是關心“人”究竟是誰。現實中入世就是接受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富強——錢和權。孔子說入世，是否就是這樣的？入世就是要變成世俗之人？這要看其有沒有對人的全面理解——從家庭、社會、國家，天下乃至天地萬物不同層面去看。我總覺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說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對孔子是不公平的。
“仁”作為人的核心價值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為什么新教的清教徒能發展出資本主義精神？因為這群清教徒是離世的、超越的，他們是站在上帝的維度評斷這個社會，對社會提出徹底批評。這些人想在世界上創造財富，但又非常勤儉節約，他們守著基督教教義，做個窮人。資本主義財富就積累起來了。
如韋伯所講，資本分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古希臘、中國都有。工業資本就是資本的大量積累。創造并積累大量資本的人并不認同這些資本，創造以后再創造，變成了不可控的一個大機器，這是它發展的原因。更有意思的是，它是反基督教基本精神的。韋伯引用一個牧師的話說：財富對于基督徒就像一件外衣，隨時可以脫掉，沒想到，韋伯提醒我們，一百年后這件外衣已成為鐵籠。在基督教義里，富人要上天國比一個駱駝穿過針孔還要困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竟和新教倫理結合在一起了，結果當然是基督教的世俗化。
我們再來看“孔顏樂處”。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三月不違仁”，“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福祿壽都沒有，卻有內在的價值。現實價值上，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是指主動自覺的行為，“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顏淵》）。我們都有取得“仁”的自由，在這一點上人人皆是平等的。“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好比一個人的仁是“天下歸仁”的前提。雖然這句話孔子只是對自己學生的回答，但也面向任何人，是為眾生講的，不僅是儒家論說。對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也都適用。
從孔子開發出來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仁”，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庸》里有“智仁勇三達德”，孟子有“仁義禮智四端”，一直到漢代有”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經過具體的討論、辯難和實踐發展出來的。為什么在這個框架下，特別突出仁？第一因為它是通德。任何價值如果和仁沒有關系，就不圓融，或容易被異化。沒有任何價值能夠脫離仁，所有的價值也都能豐富仁，如義禮智信乃至孝悌和平。
有人認為孔子是想得到官位獲取權力以行道。這是對孔子的極大誤解。孔子所說的政，不是權力的安排，是領導者以身作則，大家安分守己，為所有人創造能充分自我成長的條件，和道德理念緊密聯系。
不少學者認為政治和道德必須分開，政治的領域和道德領域的公私分明，批評儒家是泛道德主義，對民主政治和政治過程方面也缺乏認識。于是強調儒家講的只是個人修身問題，沒有公共性。如梁啟超就認為儒家有私德沒有公德，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五倫關系”主要是私德，儒家體現的不是個人中心，就是家庭中心、社群中心，沒有公共性。從儒家思想體系的實際來看，這些認識顯然是不正確的。
“天”的超越性與孔子的行為選擇
孔子對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后面有一個超越的天的理念。這個超越的理念，《易經》有明確的表達，在《尚書》，《詩經》和《禮記》中也隱約能看到。這是內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在西方神學，外在超越理念是歷史性（historical）思維，基督教很明顯，伊斯蘭教、猶太教都有。另一種則是宇宙論的（cosmological）思維。民間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屬于宇宙論的思維。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對進步對發展非常強調。但在宇宙論的視野之下，對世界有著更寬廣的了解。可以說，儒家有一種“人類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觀念，和孔子講的“為己之學”沒有任何矛盾。學者為己，就是要發展你自己的仁德，這個仁德是要通向外面。郭店竹簡出土的“仁”字，上“身”下“心”，為仁。儒家講人的主體性就是他的身心，這個主體性和整個人類要連在一起。
孔子周游列國并不是為了要做官，而是為了行道治世。這是儒家的一個基本信念——社會是不公平的，有各種不同的等級，各種不同的差別，具體的人都是獨一無二，在這樣的社會里，越有錢有權、越有影響力、越能掌握資源掌握信息，就越應該對這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健康負責任。
從春秋戰國以來，只有極少人有那么大的權力，國君的權力最大。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從這批人來改變他們的心理。孟子講“無恒產”就“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沒有資源沒有錢沒有權，但他有志向。現在中國是“有恒產而無恒心”的人特別多，他們對資源、對錢權的掌握可謂空前希望也是絕后，但心態卻是利己主義。也許他們會做慈善，但內心有無社會責任感就非常難說。
我前面介紹孔子的“仁”，說它是每個人都該有的，貫穿所有價值，所有的價值反過來都豐富它的內容。孟子建立了一個以性善和王道為基礎的治道（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不是一個泛說，而是每一個人的存活繁榮都在關照之中，這是本；國家次之；君，即最高的領導者，則最輕。民本思想的基礎就是所有人都能擴充自己作為人的“仁”。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這不是短視的、現實的而是繼往開來的宏觀視野。孔子之時已有道統的意識，道統具有承繼性和未來性，張載說“為萬世開太平”，即不是為了一兩代，而是千秋萬世。
必須突出的觀念是“天”。天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天最終極的價值是創造本身，但不是無所不能的。因此人的參與是關鍵。人不僅是一個觀察者、欣賞者，還是一個參與者——“贊天地之化育”。《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以可與天地參矣。”這是天地人，是儒家到后來包括董仲舒講的“天人合一”的標準。董仲舒考慮的不是為現實政權服務的，他是以一個寬廣的神學體系限制現實掌權者不合理的行為。“天”在先秦有個非常寬廣的人文視域，集中在對人的自我了解這一基礎上。所以孟子才講“盡心知性”“知性知天”這些重要課題。這是承繼子思子，也是顏回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學顏回。
儒家做人的道理具有普適性
已故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曾說，孔子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甚至是公民社會最全面的古典陳述。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特別在雅典，學生大多是精英，沒有“有教無類”的觀點，因為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奴隸，不可能受教育。然而今天公民這個觀念有三個要件：它是文明而不是野蠻，它崇尚文而不是武，它是民間的而不是官方的。這三個要件，孔子全部具備。孟子學孔子，其思想也很明顯。孟子以后，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陸象山、王陽明……這些人都是繼承這樣的精神。
在各大軸心文明中，儒家發現的做人道理本身即具有普適性，它不是地方知識，也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特色。現在這些價值全都沒有體現。我們應該反思的是這些價值有沒有價值，還是我們不理解，忘本了，或犯了健忘癥？這是需要中華民族各行各業的知識人痛切反思的大課題。魯哀公曾問孔子，你的學生哪個好學？孔子說有一個顏回，可惜早死了。孔子只稱自己和顏回好學，學不是內化技能，而是覺悟的覺，是人的自我反思，是人的價值的凸顯和體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金科玉律。在文明對話的過程中間，大家逐漸了解和尊重對方，不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傳教，也不是用這個機會來改變人家對我們的誤解，而是發展自己傾聽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視野，為了我們共同創造更偉大的事業（人類和平相處之道）。這才是文明對話的目的。
基于這一原則的對話，各個不同宗教之間都可以。這樣的對話——如果我是個佛門弟子，和基督教對話以后放棄對于涅槃、對于輪回的基本看法，那我就不是佛教徒了；或者我是基督徒，對話以后對上帝、對三位一體、對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這些不相信了，那也就不再是基督徒了。通過平等對話，基督徒可以從佛教那里獲得很多資源。伊斯蘭教徒也可以從猶太教徒那里獲得很多資源。在文明對話的場域里，儒家的確有特色。儒家傳統沒有強烈的排他的原教旨主義，自始至終都可以體現開放多元的大氣。儒家有一種深刻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的反饋系統，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然，孔子也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和博愛相同，但不把我認為的真理強加于你。
你不能不選擇你是“人”
你可以講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義、禮、智、信或孝，有不同的認識。比如我有不少英美的朋友就認為儒家最重要的價值不是“仁”而是“禮”，沒關系，我們還是好朋友，大家還是共同討論儒學。新加坡華人最認同的價值是孝，對日本儒者而言，最重要的價值可能是忠。這些都可以討論，唯一不能討論的是這樣一件事，我最近才逐漸明確——你可選擇宗教，但你不能不選擇你是“人”。如果你要做一個基督徒，你必須選擇；如果你從小在基督徒家庭長大，但你不受洗，從來不自覺，那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作為一個人，出生即如此，無可選擇。
現在所有偉大宗教傳統都碰到一個世界公民的問題。以前我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恐怖主義”沒什么擔憂，現在憂心忡忡。不能說一個宗教徒向往的是未來的天國、凈土、彼岸，這個世界本就是個污染的紅塵。比如中國的當代佛教，很多地方和儒家相契。從太虛開始，就突出佛教的入世精神、人本精神，注重生活禪。他說以前佛教重智輕悲，現在應該重悲輕智。我想不一定要輕智，但要重悲。太虛提出“人生佛教”，印順提出“人間佛教”。臺灣的佛門高人，如星云、圣嚴、慈濟等，都關注人間凈土，這是佛教的轉換。關愛地球，有社會責任，也是基督徒近來的轉換。 那我們能不能說“仁義禮智信”是普適價值？適用于未受到儒家影響的社會，這就是普適價值。從歷史發展來看，儒家多多少少都是地域性的，它有階段。第一期的儒家，不單屬于曲阜，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命脈。從堯舜禹湯文武發展下來，佛教文化傳入后，儒家吸收了佛教的精華，佛教進一步豐富了自身的內容。到第二期，宋明理學，也在朝鮮日本和越南發展，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今天我們要復興儒學，讓它有第三期的發展。我們都很急迫地想讓中國文化走出去，但文化，和政治經濟最大的不同，是要靠人的自覺。
我們出了什么問題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有相當一批富豪、精英、中產階級，這些人是中華民族的極少數，掌握很多資源，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有好多不同的護照，孩子可以送到歐美讀書，各種選擇都有，世界不同的國家也都買我們的賬。這種情況下，這批人的走向如果跳不出錢權、利己主義、跳不出資本主義惡性的游戲規則，那不僅是中國的悲劇，還將是世界的悲劇。
這些人有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不能重新起步？第一個得看能否跳出世俗的人文主義。現在對社會宰制最大的就是世俗人文主義，包括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批評的那些資本主義、后殖民主義。比如對資本主義本身嚴厲的批評，就是它的資本積累本來應該使所有人受益，但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卻成了受害者，差距太大。這個巨大的差距，當然會促成社會不穩定。需要在人的自覺反思中重新考慮這些問題。西方啟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是一種工具理性，以破壞自然為代價求發展。如果按這條路走下去，人類的存活就成了問題。
儒家傳統雖然是跨時代的多元的，但有它的核心價值，且這一核心價值一定是普適的。所以在文明對話中間，涌現了一批自我定義為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伊斯蘭教徒，儒家式的猶太教徒。不是儒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而是大家都在呼喚一種真正的人類都能接受的人文主義。
西方強調的普適價值——理性、自由、法治、人權、個人尊嚴，都是我們要再學習，在發展的。但這些價值即便都能充分體現，人類的存活還是一大問題，必須在理性之外，開拓出一個同情或慈悲的領域。比如亞當·斯密，不僅是《國富論》的作者，也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他就認為人最珍貴的不是理性思維，而是同情。人權之外，必須要有責任。法治之外，必須要有禮貌。個人尊嚴外，要有社會和諧。這些價值之間可以對話。我們有可以向全球傳達的核心價值如同情、正義、責任、禮貌、和諧等。的確，“仁義禮智信”是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塑造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道理。我相信也是將來人類共存共生不可或缺的學做人的道理。
人權與仁愛
舉個實例說明這一點。目前很多人擔憂“人權”這個觀念，認為一談人權就受到美國的影響，處于很被動的地位，也有人認為人權就是資本主義，是對峙中國的思想武器。
世界各國對人權的普遍重視，是從1948年聯合國大會頒布《世界人權宣言》開始的。《世界人權宣言》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幾位重要法學家共同起草，并經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在草擬《世界人權宣言》的人士中，羅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諾（Anna Eleanor Roosevelt）認為張彭春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張彭春是中華民國派去的代表，儒家的素養很高。美國有學者花很大工夫研究張彭春的貢獻。《世界人權宣言》第一句話，不知道經過多少個稿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的精神互相對待。”良心，這是張彭春凸顯出來的。聯合國最核心的精神就在這句話上。四海之內皆兄弟，體現的是人類的兄弟之情。從陽明的心學來講，人最核心的價值是良心。所以在這方面，如果我們仔細讀《世界人權宣言》，它確實是突出了仁愛，它最核心的價值是仁愛的價值，所有的人都應獲得尊重。
仁愛的仁者，在我看來可以和康德把人當人看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孟子》里有各種不同的圣人，表現不同，但有一點相同，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只要殺一個不辜，你內心最基本的良心就已被摧毀。有一種觀念認為，百分之十的人犧牲算什么？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呢。這完全和儒家的基本精神相違背。
國際社會應該發揚仁愛之性，每個人應當從社會關系方面推己及人，每個人堂堂正正做到誠信，絕對不做損己損人、損人利己，或者是損人不利己的人。至少要學做一個“經濟人”，利己而不損人。最好能再從經濟人變成文化人，推己及人。甚至做個生態人，不僅關愛人，還關愛這個地球。
文化復興夢的期許
中華民族假如有一種文化復興夢，希望一種心靈的自我凈化，希望個人、特別是大學的知識精英能獨立自主站起來，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再進一步發展，精神人文主義的四個層面就是必須的。
第一個層面就是個人的修身哲學，具體來說就是個人的身、心、靈、神，即身體、心智、靈覺、神明如何能夠整合。現在中國大家都講養生，非常好，總比酗酒、炫富好太多。然而自我和他人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人到底是學而為己，先建立自己，然后作為基礎再向外推，推己及人，還是應該先關心他人，在這個基礎上再建立自己？I am because you are。 這句英譯的非洲諺語Ubuntu是說我在因為你在，即你的存在是我存在的前提——你可能是一個個人，也可能是一個社會。所以，這個觀念是以他人的先在存在作為我存在的本質。但儒家則不同，主張學者為己，就是學習為了完成自己。自己的“己”，就是你的核心價值——就是內在你生命中的仁。仁本身是動不是靜，它不發展就枯竭了。這需要自覺和外在的鼓勵，需不同社區的互動，慢慢擴展。
對中國的精英而言，好好做一個經濟人——一種理性的動物，了解到自己的利益，在相對自由的市場，在不犯法的大環境中，擴大自己的利潤。
現在有了新的希望。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創新，越年輕的人，科學技術水平越高，他們掌握的信息和傳播信息的能量越來越大。每個人都有創業的能力，如果這些人在成為經濟人的過程中能培養基本的文化價值，那我們的文明就有希望了。
個人和社會互動之外，是人類和自然的協調。程顥指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所有自然的東西都是我的伙伴。王陽明一再強調“一體之仁”。今天應該特別關注的就是人與天的關系。
其實，道德淪喪的問題，和信仰的缺失有關，和沒有敬畏感有關。有各種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我們都要尊重。以崇敬之心關愛地球、和各種不同的精神文明對話，理解文化差異，是重建人文精神的起點。塑造文化認同必須是開放的，不能讓其他人的文化因為我們的認同而淹沒了。所以，必須是和而不同。和的必要條件就是差異，沒有差異就沒有和。和的對立面就是同，同則不濟。同是死的，和有差異，就是活的。社會的活力要從各個不同的領域來開發。除政治領域外，還有媒體的、學術的、企業的、各種社會團體以及宗教的領域。社會活力能不斷增強，每個人發言是有責任的，無論在微博還是其它媒體上都不是危言聳聽，公共理性的聲音在不同領域能夠出現，這些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個人的修身，人與社會之間的健康互動，人類和自然的持久和諧，人心和天道之間的相輔相成，就構成了精神性人文主義。這也是我針對世界的現狀，所提出的尚待完善的構想。
作者：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杜維明 （此文為杜維明先生2014年11月12日為中山大學90周年而做的演講，由中大哲學系研究生呂欣整理，經孔祥來博士及杜先生審定。篇幅所限，有所刪節。）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