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了

僅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擺脫了大蕭條的深淵并蛻變成一臺狂暴的戰爭機器，德國從一戰后被解除武裝的戰敗國變成了有實力征服歐洲的主宰國，蘇聯也在戰爭與革命中復興為令人敬畏的陸地強權。接下來的十年，世界又見證了美國從軍事上的落后者迅速崛起為全球超級大國，而擁有核武器的蘇聯緊跟其后。盡管如今鮮有人會嚴肅預測有另一場世界大戰，甚至另一場冷戰，但許多觀察家依據過去的經驗指出，國家只要試圖從自身的經濟發展中萃取軍事力量，立馬就能變得危險。

但是，當下所進行的并不是爺爺那輩人時代的權力更迭。人們爭論中國是否很快就要抵達其從普通強國邁向超級大國征程的第一個重要里程碑：擁有必要的經濟實力。但就算成為了一個巨型經濟體，中國也不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二個超級大國，也不能讓中國克服下一個的巨大障礙——獲取必不可少的技術實力。接下來的挑戰還在于怎樣把所有這些潛在實力轉化為全球力量投射所必需的一整套系統，并學會如何將這一系統運用自如。其中的每一個步驟都需要耗費時間且困難重重。因此中國將長期繼續徘徊在普通強國和超級大國的某個位置。人們或許稱其為“一個新興的潛在超級大國”：拜經濟發展所賜，中國已不再是一個普通強國，但要獲得成為超級大國的經濟和技術實力，路漫漫其修遠。

中國尋求超級大國地位的努力還被另一因素削弱：中國缺少做出必要犧牲的動機。美國把其深厚的軍事實力歸因于冷戰時圖生存的必要。決策者若非面臨制衡蘇聯這一有潛力主宰歐亞大陸的超級強權所帶來的挑戰，美國絕不可能承擔起這樣的重任（哪怕距蘇聯解體已二十五年，俄羅斯仍然是世界第二軍事強國）。如今，中國并沒有類似冷戰那種促使美國對軍事領域進行巨額投資的壓力。即便同為超級大國，美國的威脅性也遠遠小于蘇聯：無論中國的決策者覺得美國的對外政策有多么惡化，其所帶來的恐懼都不會達到冷戰時期刺激華盛頓的那種水平。

對中國來說，更糟糕的是美國擁有其引以為豪的盟友網絡，因此幾乎沒有動機放棄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讀美國盟邦的名單就像在列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同時這些伙伴也降低了美國維持超級大國地位的成本。90年代末，美國的國防支出約占GDP的3%，接下來的十年里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而升到了5%，如今又降回了接近3%。華盛頓稍費努力便能維持其全球作戰能力，部分應歸功于其盟國提供的軍事基地和他們所協助開發的尖端武器。而中國僅有朝鮮一個堅定的盟友，況且朝鮮帶來的麻煩通常遠大于價值。

鑒于中國要邁向超級大國有諸多障礙，而且對克服這些障礙缺乏動力，國際體系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便取決于美國是否繼續承擔一種相對輕松的責任，即維持住人們稱之為“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的，已經實施了七十多年的全球性大戰略（globe-girdling grand strategy）。除非美國發生一些從內而外的異變，導致自己真正放棄其全球性的領導角色（有些過度緊張的，政治化的指控稱美國已經放棄了，但事實相反），未來數十年華盛頓都能在維持核心作戰能力，與盟友關系，承諾保障關鍵地區，支持全球經濟和促進跨國問題的多邊合作方面處于有利地位。

這種大戰略的好處相對較難辨識，尤其在近些年美國遭遇了一些外交挫折的背景下。像入侵伊拉克這樣的慘敗提醒了人們在海外動用武力改變一國內政的困難性。但是，相比于取得成功，利用權力預防不良后果同樣重要。在這方面，美國政府的作為遠超出大多數美國老百姓的認識。

對一個領導著國際體系且大體還讓人滿意的大國而言，擁有足夠的力量威懾或限制挑戰者，實際上比有能力進一步提升其在邊緣地帶的地位更有價值。數十年來美國大戰略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便是防止出現一個更加危險的世界，而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功可以如此衡量——歷史上常見的局面，諸如嚴重的安全困境導致重要地區的動蕩，破碎的聯盟無法遏制挑戰者的異軍突起，武器的快速擴散，強國間的軍備競賽，以及競爭性的經濟或軍事集團的形成，最終都沒有出現。

如果華盛頓真的從這個世界抽身，類似的挑戰將會更頻繁出現，跨國威脅甚至會比今天更嚴重地顯現。即便這些威脅并未增大，但如果美國還必須同時努力應對一個遠不夠穩定的國際秩序，那這些問題處理起來也將變得無比困難。正如當今美國要把盟友聚在一起應對跨國挑戰有時也困難重重，一旦它放棄了領導地位并退守其后花園，這更是難上加難。然而如今卻有越來越多的分析家，決策者，以及人數眾多的公眾正呼吁美國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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