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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夏末，法國的進一步擴張似乎已被阻止。法國海軍未能在哪怕短短幾天里控制英吉利海峽，這使英國得以確保免遭入侵。奧地利分別在威尼斯以北的提羅爾地區和德意志南部集結重兵，以阻截法軍對中歐的任何威脅，或許甚至還想發動攻勢來收復意大利北部。第一批俄國師團則從波蘭出發，前往增援奧軍。在北線，普魯士雖然仍系中立，但在沙皇請求下也在動員兵力。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聯合力量即使仍非全然實際可用，也大有希望為一種新的歐洲均勢格局創設基礎。
8月23日，拿破侖改變了自己的軍事目標。17.6萬法國大軍離開英吉利海峽沿岸，在9月的最后一個星期里渡過萊茵河，向多瑙河挺進。由于所到之處諸侯們急忙與之締結盟約，法國人在德意志南部的進軍格外順利，威脅奧軍與維也納之間，連同與在摩拉維亞的俄軍之間的交通線。奧地利在烏爾姆的前沿陣地被包圍，3.3萬奧軍于10月19日投降。11月13日，法國大軍未經重大戰斗便開進維也納城，隨后趁其尚未得到增援以發動進攻之機，直搗適才會合為一體的奧俄軍隊。12月2日，拿破侖在奧斯特里茨殲滅反法聯軍。三個星期后，普雷斯堡和約締結，奧地利據此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威尼蒂亞被割讓給法國，拿破侖取得中歐霸權。
這些事態在以往的戰爭中從未有過。交戰兩軍規模之大實屬罕見，法軍行動之神速、作戰范圍之宏大絕無僅有，而拿破侖對外交和武力的操作也是如此，它在短短數月內摧毀了歐洲大陸上傳統的制衡和均勢格局。各國政府和軍人深感震驚，其影響在翌年的消沉和困惑中依然可以見到，而這些又促成了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兩大戰役中的毀滅，并且促成法國權勢擴展至俄國邊界。
后來的觀察家發現，1805年戰役的結果并不那么令人驚異。在其《論戰爭》中，克勞塞維茨將奧軍在烏爾姆會戰中的陣勢稱做“不可靠的網絡，由若干雖然科學但極其脆弱的戰略方案構成”，并且評論說這種網絡本來可以套住拘泥于18世紀謹小慎微的謀略戰法的將領,“但對波拿巴這位革命的皇帝來說，它算不上堅固”。此話揭示了這場使整個歐洲目瞪口呆的震撼的終極來源：一個同時作為“革命的皇帝”的人的天才，他體現并得益于“舊制度”在法國傾覆所帶來的種種社會、政治和軍事因素的獨特的融合。
法國大革命與君主制最后幾十年里醞釀的一種戰爭方式革命同時發生。不久，這兩股潮流便匯合起來。軍事體制和軍事實踐的深刻變革有一部分在舊制度下就已經確立不移，另一部分則仍然處于嘗試和試驗當中。它們得到了大革命的采納和進一步發展。通過將其蓬勃活力灌輸到這些變革中去，并且使之與其往往暴烈的內外政策連接起來，大革命擴展了這些軍事創新的范圍。軍隊，連同它的需要和價值，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獲得了新的重要性，這最終反映為一位軍人躍升至最高權力。不過，在國民大會和督政府時期，國內政策就已經同對外擴張攜手并行。與此同時，軍事革命不再是一個純屬法國的現象。1792年起法國前后相繼的各個政府發動一系列戰爭，使得歐洲不僅蔓延政治和社會變革，而且也風行軍事變革 這些創新中最重要的，當推國民大會逐漸采取的一項政策，它至少在理論上接近普遍兵役制。在法國，它起初更多的是蘊涵于啟蒙運動后期的軍事和政治文獻，而不是蘊涵于君主制政府的軍事實踐。它導致兵員數目急劇增加，法國對外政策由此獲得新的分量，法國將領也由此能夠去打更積極進取的、傷亡也更大的戰役，并且去打更多這樣的戰役。與此同時，君主制最后幾十年里軍事管理的擴展和愈益精細化提供了現成條件，可據以裝備、訓練和維持新的兵力。七年戰爭以來關于步兵戰術（即由散兵、行軍/進攻縱隊和線性兵陣構成的“混合”體系）有著激烈的辯論，其思想成果經過曲折的實戰檢驗，證明最適合革命軍隊。自18世紀60年代起，格里布瓦爾和迪泰爾等人對皇家炮兵進行改革，從而使革命的法國擁有一支當時世界上最高效、最機動的炮兵。有史以來第一次，步兵能夠在戰斗的各個階段上得到野戰炮的近距離支持，這大大增強了法國軍隊的打擊力量。部分地依靠同18世紀的做法決裂（這是大革命造成的唯一這樣的決裂），即迫使士兵按照“以戰養戰”的原則就地征收，為戰場上現已變得非常龐大的軍隊提供補給便成為可能。拿破侖在其鼎盛時節寫道:“懂得……如何從你占領的地方獲取所有各種給養，構成戰爭藝術的一大部分。”
以戰養戰制度是對于一種起自七年戰爭時期的做法的體制化，也將是拿破侖戰略和作戰方式的基本成分。這種作戰方式在于：將以往單一的軍隊分解為一個個常備師和軍團，在其中步兵、騎兵、炮兵和輔助兵員結合起來；實施戰役時，這些大作戰單位通常沿各自的路線推進，各自負責本身的作戰區，但也能夠相互支援。擴展了的軍隊涵蓋很大的活動區域，它不僅易于其維持，而且主要有助其各個作戰單位推進得更迅速，賦予它們更大的靈活性，并且擴大總司令的作戰選擇余地。他的參謀班子的擴展和下屬各級參謀人員的增多（這在舊制度下的最后一些戰役里已經開始）使得控制不斷增大和分布更廣的兵力成為可能。這些以及其他創新打破了世代歐洲軍人的基本信條、技術和慣常做法，在1792年至1815年間極大地改變了戰爭操作，并且確立起在整個19世紀乃至其后一直影響重大的作戰模式。
然而，這場軍事變革盡管對法國革命戰爭影響巨大，但它不像可能被假定的那般一蹴而就。新法國面對的是這樣的對手：只動員了它們的一部分兵力，而且在布倫瑞克公爵的政治軍事討伐于1792年敗于瓦爾密之后，只是為有限目的而戰。面對這樣的敵人，新法國不止是堅持了下來。不久后，法軍橫掃奧屬尼德蘭，并且深深突入萊茵蘭。然而，由于法軍的敗仗幾乎與其勝仗一樣多，因此不能說軍事結果明顯地有利于新戰法。這部分地是因為1789年往后的政治事態嚴重地瓦解了這個國家原有的軍事體制。王室軍隊難以迅速擴充，也難以轉變成為一支既高效又忠于新政府的武裝力量。需要經過曲折的摸索，才能掌握軍事革命的許多不同要素，學會如何將它們融會運用于戰場。與此同時，法國軍隊的戰績時好時壞。1796年在意大利，新體制首次取得決定性的而且似乎不可逆轉的成功。到那時，普遍兵役制已經使法軍成為歐洲規模最大、也最容易維持自身兵力的軍隊，而且它的許多官兵已變得習慣于新的組織體制、管理方法和戰術。然而即便如此，軍事革命也并非戰無不勝。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在地中海以拿破侖繞開英國艦隊在埃及登陸為起點）在歐洲大陸爆發后，法軍連吃敗仗。到1799年夏，拿破侖1796年征戰成果已得而復失，整個意大利除里維埃拉一地外，重新落入反法同盟國家之手，奧地利人再次控制了德意志南部。如果說到頭來法國人打贏了，那也只是經過了非常艱巨的奮戰才如此。法國人的新戰法無疑比舊體制優越，但即使已經有了十多次戰役的經驗，這優越性也只是打了折扣的，并非絕對的優越。
軍事革命之成敗參半使我們有理由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拿破侖沒有掌權，以后的事態進程可能會怎樣？無疑，這樣的猜測價值有限，然而掂量各種實際上未曾出現的可能性，有時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歷史真實。我們關于拿破侖的最能干的同僚和對手——例如卡諾、茹爾當、奧什、馬塞納和莫羅——所知的一切提示，假如拿破侖在土倫戰役中陣亡，或進軍埃及途中在克里特海岸附近被俘，法國就會停止或至少延緩其摧毀歐洲均勢的行動。假如他不堅持要做全歐范圍戰爭要求的巨大努力，法國政府很可能會滿足于保障本國的“天然”疆界（這疆界本身就是經過大規模擴張形成的）。假如后來戰爭繼續打下去，尤其是在遠離法國的地方打，那么法國高級指揮官以往的戰績表明，他們還會頻頻敗于敵軍手下。假如出現這些情況，大革命和戰爭的變革仍然會使法國成為歐洲頭號強國，但這個法國將是一個整合在歐洲政治共同體內的國家，而不是支配這個共同體，并且確實廢除之。
實際上，拿破侖認識到了戰爭方式革命的充分潛能，發現了如何能夠使其中的各個成分結合起來發揮作用（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他糾正了這些創新在技術方面此前一直制約其效能的種種缺陷），并且調動法國的一切資源為這一新體制服務，從而使法國一度擁有了絕對優勢。
拿破侖出生于一個小貴族家庭，在共和國軍隊中逐漸崛起。他集中體現了這場植根于舊制度、由1789年后的事態加劇了的軍事革命。他本人并非改革家，而是利用了改革家們的成果，那是法國的新領導人沒有完全理解或未能充分利用的。……
如果說拿破侖利用了既存的體制和方法，那么他的戰略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大得益于其他人。用關于拿破侖戰爭學識最淵博、思想最深刻的研究者讓R26;科蘭（他的分析仍在直接或間接地幫助該領域所有認真的研究）的話說,“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拿破侖最為輝煌的計劃，將它們與他的對手的相應計劃加以比較，我們簡直不會發現有什么差別”。他還說:“拿破侖的同代人與他一樣，很懂得包抄或從側翼迂回打擊敵人的好處。”有時，拿破侖在一場戰役或會戰中做什么，或者試圖做什么，并無獨特之處；獨特的是他怎么做，他如何將會戰當做簡單卻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計劃的焦點和高潮，而這戰略計劃是戰爭革新使他能夠貫徹的。直到臨近去世時，他仍然相信“戰爭藝術是簡單的，一切都在于實施”。
拿破侖從未就自己的戰爭觀念寫過一個全面的說明。要了解他關于軍隊組織和管理、戰役操作以及國際關系中戰爭的作用的思想，就必須考察其他種類的證據，包括他的政策和行動，他廣泛而又多樣的著述，它們從備忘錄、命令、公函到事后的評價、歷史學研討以及他在圣赫勒拿島口授的各種回憶錄，其目的在于向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辯解他自己。隨著他將回憶轉變為神話式的傳奇，他對事件和個人的評價能明顯地改變，然而他對戰爭本身的看法在他的首次戰役后差不多始終如一。不過，這種一貫性并非總是延展到他的遣詞用語。他可能談論戰爭的“首要原則”或“基本要素”，盡管這些措辭本身可以根據具體場合而變換。然而,“原則”和“規則”在他那里不是指一個系統的理論當中被嚴格界定了的東西，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認為這些東西是正確的。相反,“戰爭的一般原則”或“普遍規則”之類表述只是有助于增加認識的權威性，這認識來自經驗，來自被激發起來的常識。始終不變地支配他的軍事行動的觀念，是應該將兵力盡可能多地投入到會戰中去，即使這意味著將次要的基地和交通線置于不設防狀態。他不可避免地往往誤解特殊形式下敵人的意圖和行為，誤斷他自己的軍隊的潛能，尤其是到了戰爭后期容易被自己的希望和巨大野心欺騙。然而，這些錯誤和缺陷完全未限制和模糊他對戰爭的理解，其一貫的特征在于對戰爭現實的一種深刻、嚴酷的認知。
要從拿破侖的行為和思考中揭示他的戰爭方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恰當地從考察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開始，然后進至戰略和戰役，最后對他本人的領導風格作出某些評價。
一切戰爭都出自政治決策，表達政治意圖，無論這政治是否契合現實并且可以被認為可取。然而，這個事實并不意味對于貫徹它為之服務的政策來說，任何一場特定的戰爭都必然是適當的。從歷史上看，政府與其軍事幕僚和司令官們在對外政策與戰爭之間關系的一些方面，例如在要動員的資源比例或資源利用的方式上面，往往難以甚至無法作出決定。即使在擔任低級軍官時，這些基本問題之占用拿破侖的思慮，也遠甚于諸如士兵訓練和戰術運用那樣的純軍事問題。德國歷史學家漢斯·德爾布呂克認為，拿破侖盡管極具戰略眼光和作戰天賦，但他的內在才能更多的是國務家而非軍人的才能。不過，他的治國本領是一種異常侵略性的和好戰的。他不把戰爭視為一種應急舉措，一種用來彌補外交失敗的最后手段。相反，戰爭是他的對外政策的核心要素。
除非形勢所迫，拿破侖從來不在軍事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追求重大的政策目標。他決不犯奧地利人1796年和1797年期間在意大利對他犯的錯誤，那就是僅僅動用可得兵力的一小部分，在這部分被打敗后再動用第二部分，然后動用第三部分。假若他們一開始就集中兵力作戰的話，本來有可能壓倒他。與奧地利人相反，拿破侖堅信必須最充分地使用可以得到的一切手段。重大目標與動員來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總是達到盡可能好的平衡。他的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受損于一種不同的弊端：他很不善于用有限的手段打有限的戰爭。像1778年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那種全無任何會戰的戰爭，違背拿破侖的本性。在他手里，任何沖突最終都會失去其有限性，因為無論是公開地還是隱含地，它們都威脅他的對手的繼續獨立生存。
拿破侖連續15年集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于一身，其行動自由幾乎不受任何制約，這肯定有助于政策和戰爭的最緊密整合。政治權威與軍事權威的統一消除了在別種情況下必不可免的最高層摩擦。最重要的是，這便利了迅速決策和迅速貫徹，并且使他有可能以驚人的靈活性來根據軍事形勢的變化調整外交，在他認為適當時抬高要求或表示愿意妥協。當然，統帥權集于一人并不能保障政策健全。在拿破侖執政后期，獨裁統治缺乏制衡導致一個個關鍵性錯誤，并且最終使得帝國垮臺。不過，直到入侵俄國為止，獨攬全權賦予他一項蓋過對手的優勢，這些對手無法形成一種能夠適應現代戰爭快速節奏的政治—軍事指揮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