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拿破侖不僅堅持一人統治，而且堅持一人指揮，他的參謀班子僅僅是個會集他要求的情報、傳遞報告和指令的組織。參謀人員既不制定戰略計劃，也未形成一種在他的戰略和作戰意圖框架內獨立決策的體制化能力。只要軍隊（雖然劃分為各個軍團）是在同一個大戰區打仗，這還不致造成什么惡果。但是，隨著各路軍隊規模增大，并且在幾個分得很廣的戰區作戰，他的戰略控制就垮了。無論是在俄國，還是在德意志的1813年春秋兩季戰役中，都無法指望他的元帥們按照不斷變化的形勢來解釋他的命令。他決不會容忍各路軍隊司令將自主和服從按照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本來能夠使之成功地指揮相距遙遠的幾十萬部隊官兵與強敵作戰。誠然，即使有這樣的體制，它也會受阻于那個時代簡陋的交通和通訊手段。拿破侖晚期的龐大軍隊，加上他賦予它們的宏大使命，使19世紀初的技術能力繃緊到了極限。
隨著他的勝利變得愈益模棱兩可，他一人獨攬軍政大權的做法便導致災難性的政策，那在由兩人或數人分工負責，或者至少存在意見能被聽取的顧問的情況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其他一些統治者（時間離得最近的是弗雷德里克大王）也獨攬大權，但未使國家陷于毀滅。弗雷德里克雖然不憚鋌而走險，但能夠節制自己的野心。拿破侖對俄國的入侵完全超出了理智，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注一擲和毫無必要的賭博，而在俄國野戰大軍未被摧毀的情況下進軍莫斯科的決定也是如此。在莫斯科一直待到10月中旬，這等于是徒勞地希望亞歷山大一世總會與他談判，為此不惜犧牲法國大軍。1813年夏天拒絕妥協媾和，致使法國人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形勢下打一場秋季戰役。在較低的作戰層次上看，為了維持同薩克森的聯盟而不在10月間放棄德累斯頓，這導致將圣西爾的軍團調離急需該部隊的萊比錫會戰，而且無論如何也未能保住與薩克森的聯盟。“決定性會戰到來之前政策插上一腳，結果全盤皆輸。”被譽為拿破侖經典戰例之一的1814年戰役盡管輝煌，卻是一場無謂的大流血，因為這場戰役發生于一個政治真空當中。反法盟國在攻入法國之前，拿破侖拒絕了在政治上分裂它們、談判出一種可容忍的和平的又一次機會，盡管它們現在已擁有兩至三倍于法國的軍事力量優勢。當布呂歇爾大軍離巴黎只剩一半路程時，在夏蒂榮開始舉行談判，然而法國談判代表并沒有以當時形勢要求的緊迫性和決心來推動它取得進展。整個這場戰役與其說顯示了軍政大權合二為一的恢弘氣勢，不如說暴露了它的凄慘。
拿破侖在1814年最初幾個月里的作戰，使人想起希特勒在倫德施泰特的攻勢失敗后，仍然堅持要在1945年春季毫無希望的形勢下繼續捍衛德國西部。 在拿破侖的最后幾場戰役以前，政治——與法國武力保持某種合理關系的政治——始終是他的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無論是他的同代人，還是后一代人，對他的戰爭的分析幾乎完全集中于純軍事方面。絕大多數研究其戰役的軍人都將這些戰役視為現代戰爭的最高水平，他們力圖發現這位皇帝的戰略思想和作戰藝術的奧秘，其目的更多地在于為自己從事未來的戰爭做準備，而不那么在于理解他的實際作為。拿破侖的統治和戰爭對歐洲產生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和深刻，以致他在執政末年遭受的一系列戰場失敗幾乎完全無損于他的形象。他的敵人最終打敗了他，但或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他們才無所顧忌地承認他的偉大。一種拿破侖傳統或拿破侖學派得以形成，它強調數量優勢、縱深戰略突進以及在決定性的點上迅速集結兵力。18世紀90年代時，這些尚是人們所陌生的概念和做法，只是到了工業革命時代，它們才顯得很有道理。
在許多軍人看來，拿破侖作為大規模集結兵力和運動戰的倡導者，樹立了一個永恒的范式，其核心部分不受技術發展的影響。相反，看來諸如鐵路、電報或后膛步槍之類創新最終使這位皇帝的最大膽的計劃變得切實可行。同樣，19世紀后期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最終給各國新的大眾軍隊注入了可靠的激勵力量，那是當時僅以很初步的形式為拿破侖所知的。……
滑鐵盧戰役過后一個世紀，拿破侖仍然在軍事思想領域有重大影響。那么，這影響實際上由什么構成?正如上述引言表明的那樣，我們必須將“啟發”與“影響”區分開來。啟發得自往昔的提示性質，它可以激發、增進和拓展我們對于現今的思考，而影響——如果說它有任何意思的話——必須具有一定的具體內涵，這里指拿破侖戰略與后代的戰略之間的聯系。在像戰爭這樣的領域里，決策和計劃由許多因素促成，同時還必須將不斷變化著的無情環境中的許許多多不同因素考慮進去，因此如果要無疑地表明在長達五十或一百年時間里存在這樣的聯系，將是困難的，甚至大概不可能。……
實際上，即使是關于影響的最極端的宣稱，如果予以深究，也差不多總是會暴露出自己是某種不那么具體的東西。關于拿破侖發現了戰爭的某些永恒法則、通過他的戰役和著述流傳給現代軍人的宣稱，便是如此。拿破侖被看做永恒真理的富有靈感的解釋者，以特別清晰的方式將其他人可能也有過的洞察和領悟傳送給我們。在19世紀，甚至在1914年，這一信念能夠由拿破侖時期仍然具備的某種同代性得到促進。與弗雷德里克或古斯塔夫R26;阿多夫相比，拿破侖站在當時人認為的現代的起點上。然而同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相比，他在其中生活和戰斗的環境就像17世紀和18世紀的環境一樣遙遠。不過，即使是關于拿破侖的這種看法也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道理，那就是我們以最為籠統的方式來解釋永恒真理：集中兵力（通常）可取，節省努力有利，士氣至關重要。這些大致是常識性的看法，而拿破侖時期和后拿破侖時代將它們轉變為各種各樣的、被稱為“戰爭法則”的檢驗條例單。在實踐中，這些法則經常互相抵觸，而且隨變化著的環境趨于采取新的、有時非常令人驚奇的形式。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戰略。1806年、1870年、1914年的戰略都是其特定時期的產物，它們雖然對歷史都有所借鑒，但主要是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試圖利用和回應它們各自時期的經濟、社會、技術和政治條件。往往一種戰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個重要階段——滯后于現實。與此相反，拿破侖形成的戰略適應他那個時期的種種潛能，而且在充分利用這些潛能方面的一些年里大獲成功。隨著他理解和掌握的種種條件開始變化，有時是作為對他的行為的反應而來，他的戰略觀念也就必須變化，否則將成為過時。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對于后代人的戰略和戰術思想之令人難以捉摸的影響，而是整個19世紀和以后有如此眾多的軍人相信這影響。拿破侖的真正影響或許在別處。他堅信兵力的大規模集結和使用，堅持主張獲取絕對勝利，排斥為有限目的打有限戰爭：對于無論如何正在整個西方世界迅速浮現的看法和態度，所有這些思想和政策似乎給增添了一些歷史權威性和肯定。說他是現代戰爭大師的一項未被認識到的原因，或許就在于此。不過，這些只是猜測。
能夠明確地得出定論的并非拿破侖對后世的影響，而是他在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缺憾。作為在舊制度下成長起來、但親身經歷了大革命并在其中崛起的一位軍人，他在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經歷中反映了創新與繼承相兼的戰爭方式革命。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為準確地認識到正在發生的變革中蘊涵的軍事潛能，并且將它們融會成為一套具有無比摧毀力的體系。他一度凌駕于事態之上，塑造和推動其發展，直至統治末期他重新跌落到歷史發展的一般大潮和西方文明的長期趨勢中去，他們的朝向正是戰爭的進一步擴展。
作者：彼得·帕雷特 來源：《戰略二十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