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蘇聯因素：中蘇關系惡化及蘇聯在新疆的鼓動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蘇雙方經過在長波電臺和共同潛艇艦隊，炮擊金門、馬祖，中印邊境沖突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碰撞，中蘇兩黨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線、外 交方針上的分歧逐步發展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8月，蘇聯邊防人員在新疆博孜艾格爾 山口中蘇有爭議地區驅趕中國邊民，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兩國的邊境糾紛隨之肇始。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蘇兩國關系又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而進一步惡 化。

在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的這個大背景下，蘇聯對中國新疆的政策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與中方協商、配合安排遣僑事務，轉變為積極插手這項工作。從60年代初到伊塔事件發生，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開始利用新疆、特別是伊犁地區黨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以及人民生活出現的暫時困難，積極、主動地進行挑撥性、分裂性宣 傳，加快在中國公民中非法大量發展蘇僑的步伐，鼓動中國邊民去蘇聯。1960年，在新疆自治區黨委確定該年不大批遣返蘇僑之后，蘇駐伊寧領事館依然做著大 規模遣僑的準備工作。蘇聯領事指使、收買一些蘇僑和中國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給領館職員布置任務，在中國的哈薩克、烏茲別克、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公民中 進行秘密串聯、非法登記，鼓動他們向領事館要求加入蘇聯國籍。1961年以來，特別是蘇共二十二大后，蘇聯僑民不但自己加緊要求去蘇，而且還在社會上鼓動 其他人員申請到蘇聯去。蘇聯領事館通過蘇僑協會非法發展僑民的活動也更加積極。

蘇聯方面的這種活動已經廣泛、深入地展開，在其影響下，中國邊民要求去蘇也已形成一股風氣，問題已不是雙方通過協商就能解決的了。觀伊犁州的蘇僑遣返情 況：1954至1959年6年遣返蘇僑86890人，隨返的中國籍家屬45983人；而1960至1962年3年中遣返蘇僑8559人，隨返的中國公民竟 達20907人。 這其中還未包括那些持有蘇聯各種證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國人。由此可見，當時蘇方非法發展蘇僑的情況十分嚴重。

第二，蘇聯領事館改變了以往在蘇籍干部退籍問題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類人辭退其在中國黨政機關中所擔任的職務。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區政府方面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徹底解決新疆的蘇籍干部問題，本著爭取他們退出蘇籍留下工作、對堅持回國者予以批準的精神，向蘇籍 干部進行動員。由于多數人仍然要求回蘇，公安部門即陸續給一些人發了出境簽證。但是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卻突然改變了過去的方針，對這些人多方阻撓，勸 他們不要急于退職，并給市公安局打電話，表示蘇方不能發給他們入境簽證。

同期，蘇聯駐新疆的兩個領事館，即駐烏魯木齊和伊寧領館雖然同意蘇籍干部加入中國籍長期留在中國工作，但在具體受理蘇籍干部退籍的問題時卻設法留難，多方 了解中國處理蘇籍干部的方針，試圖在此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使中方作出讓步，允許蘇籍干部繼續留在中國的國家機關中。由此，從1960年5月到 1961年3月向蘇領館提出退籍申請者均未獲得批準。

此期蘇聯政策發生上述變化，應該說是別有所圖的。畢竟，在中國的黨政軍機構中保留有蘇籍干部，有利于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和控制。伊犁地區有不少隱瞞自己蘇僑 身份的干部經常與蘇聯領事館聯系，匯報中方內部情況，提供各種情報，包括中共中央絕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還秘密領取蘇聯領事館的工薪。個別上層人士在 伊塔事件后還宣稱“領事館撤走了，我們還有地下領事”。 ?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蘇籍干部成為堅決逃跑的一類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義情緒或對黨和政府不滿者，還成為煽動、組織及脅迫群眾外逃的首要份子。

第三，蘇聯方面開始利用蘇中郵件往來及廣播宣傳，鼓動中國公民去蘇。

60年代初，蘇方通過集體農莊、區鄉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遞信件，提供各類非法證件，寄贈報刊雜志等宣傳品，引誘中國邊民去蘇。蘇聯哈薩克廣播電臺對新疆的維 語廣播1950年曾自動撤銷，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復，經常播放去蘇人員的錄音講話、訪問記等，贊美蘇聯，煽動民族分裂情緒，且頻率和播出時間都 與中方的維語廣播電臺相近，很易為新疆地區的聽眾所接收。與此同時，已越境去蘇的人員也頻繁與其中國境內的親友通信，或郵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國定量 供應的物品，宣傳蘇聯生活的優越，勸說他們到蘇聯去。特別是有的人利用親友關系寫信鼓動擔任勸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蘇，直接破壞中方進行的這項工作。 1961至1962年，蘇方發寄來的信件、郵包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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