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疆的蘇籍干部問題。

如果說，蘇僑是蘇聯在新疆地區影響深厚的社會基礎，那么，新疆及伊犁黨政領導機關中的蘇籍干部則是這個基礎的核心，這是三區革命時期遺留的歷史問題。當 時，蘇聯派遣了大批聯共（布）黨員和干部到伊犁發動革命，其中許多人在當地成立的軍政部門擔任重要職務。此外，一方面當地蘇僑幾乎全部積極地投入了運動， 其中一些人后來走上領導崗位；一方面1947年三區割據后很多少數民族干部被發展為蘇僑。這樣，三區政府中存在大量蘇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蘇聯控制 的三區在新疆和平解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解放后，原來的三區干部大多進入了新的政府機構，而三區民族軍則整體編入解放軍序列。

對于這個問題，中國政府的意見是，這些蘇籍干部，尤其是負責干部盡可能繼續留在中國工作，但需要解決他們的國籍問題，即希望他們放棄蘇聯國籍。當時，蘇聯 方面對此采取了合作態度。1950年初中蘇條約談判時，蘇聯外交部曾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邀賽福鼎前往晤談，表示蘇聯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蘇籍負責干部解決 自己的國籍問題，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領導干部中的蘇僑名單，請賽福鼎轉告他們說，這是蘇聯政府的意見。賽福鼎當即將這一情況向周恩來進行了匯報，并表示自已 愿意放棄蘇聯國籍。周恩來對此舉表示歡迎。以后，中蘇兩國政府還就此事達成協議，盡量動員和爭取蘇籍干部退出蘇籍，長期留在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國方 面對此問題的處理原則為：“說服教育，自覺自愿，堅決要走的批準”。

50年代初，新疆自治區領導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蘇籍和持蘇僑證的人退出了蘇聯國籍。但是，大部分蘇籍干部還是不愿意放棄蘇聯國籍。特別是在伊犁地區，由于蘇 籍干部較多，如伊犁直屬縣的許多縣長、科長、部長、公安局長都是蘇僑，而且是蘇僑協會委員，要動員他們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寬。于是，問題便拖延下來。 ?盡管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處理蘇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屢次延長，仍有大量蘇僑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黨政部門中任職。至1960年以前，伊犁地區綏定、 霍城縣的科、部長級以上干部中有60%以上是蘇僑；伊犁州級軍、政領導人中也有許多是蘇僑，甚至是蘇僑協會委員；在州級機關和直屬縣市區長以上干部中，蘇 僑占22%，另還有25%的人家庭成員是蘇僑。 ?1958年，蘇聯駐烏魯木齊領事館轄區的蘇籍負責干部已很少，只余幾名，而伊犁州的蘇籍負責干部卻仍有95人之多。1960年，新疆全疆開始集中力量進 行推動蘇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該年的登記結果是，全自治區依然有蘇籍干部1047人。由于伊犁州的蘇僑登記工作未搞徹底，故此數字并不準確，蘇籍干部的 實際數量應該還要多些。至1962年，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蘇籍干部1001人。 ?此外，還有許多干部隱瞞了他們的蘇籍身份。

應該說，在50年代中期中蘇兩國友好階段，乃至末期隨中蘇兩黨分歧的發展，兩國關系出現倒退時，在新疆蘇籍干部退籍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 態度的。對于蘇籍干部回蘇的要求，蘇聯駐新疆領事館大體尊重中國方面的意見，如中方不同意他們回國，領館即不予批準。對于蘇籍干部多數愿意保留蘇籍的狀 況，蘇聯方面也表示：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十年了，這個問題是解決的時候了。但是，由于極少數蘇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而蘇聯領事 館對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態度，因此，新疆蘇籍干部問題的負面影響客觀上嚴重存在著。 ?事實上，也正是這部分人日后成為蘇聯在新疆進行各種非法活動的中堅力量。

綜上所述，新疆的蘇僑及其為數眾多的中國籍親屬，實際上為蘇聯在當地構筑了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且由于歷史的、民族血緣的紐帶聯系，使得新疆蘇僑具有與東 北、上海蘇僑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這種特殊地位為以后伊塔事件的發生確立了基本的前提。不過，從50年代的情況來看，新疆蘇僑回國是自1954年以來由 蘇方提出經中蘇雙方政府認可的正常現象，盡管中方對蘇聯采取不正當手段發展僑民有不同意見，但在中蘇友好的背景下，還是服從蘇聯的需要，協助新疆蘇僑定期 回國的。同時，對中方關于蘇籍干部盡量留在中國的要求，蘇聯也是贊同的。這即是說，當時的蘇僑問題并沒有成為影響中蘇關系的一個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 批伊犁蘇僑舉家遷往蘇聯也是一個歷史現象，而且是蘇方堅持這樣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為什么過去時有發生的平常現象到1962年初竟會釀成轟動中外的重大事件呢？眾所周知，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兩件大事， 這就是“大躍進”運動和中蘇關系的破裂。問題在于，這兩件事對以后的伊塔事件分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發生了怎樣的作用呢？或者說，導致伊塔事件爆發的主要 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歷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