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情結與去殖民化的困境
以上透過程度、面向各異的“哈日”、“親日”、“戀日”三個概念剖析了戰後香港、臺灣、沖繩三個“邊陲東亞”地區所呈現的“日本情結”的主要特徵。
然而，這三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在對日態度上向“向往”日本的方向傾斜的現象，也引發爭議，其中以對臺灣社會親日情結的批評最爲激烈。這些來自社會內外的批判，涉及包括后殖民主義╱去殖民地化與去邊陲化的層面，存在值得進一步廣泛討論的空間。
本文開頭提及兩位臺灣學者撰文痛批《海角七號》中的日本情結，二文批判的目的并沒有在文中清楚呈現。不過，透過文中批評的視角、遣詞用語，以及作者的“知日派”背景，不難解讀是爲了促進臺灣社會的反省能力，以在臺灣社會建立擺脫殖民地陰影的自信。然而，戰後臺灣社會缺乏對日本殖民主義反省的原因何在？這種“缺陷”對1980年代以來臺灣政治的民主化與社會主體性意識的建立造成何種矛盾？二文并未多加著墨。臺灣過去的殖民地經驗，所突顯的是“中心”爭奪游戲下的“邊陲性”。不過，1980年代后期開始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卻是挑戰“中心”或向“自決”(self determination)傾斜的“去邊陲化”現象。然而，《海角七號》中自然流露的戀日情懷以及臺灣社會現實中缺乏直面殖民主義霸權架構的親日情結，所揭示的一個客觀現實是：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反省，并沒有在實現了政治民主化的臺灣社會正式展開。而這種在告別殖民主義過程中對舊殖民文化“欲走還留”的徘徊現象，也因此使以“去邊陲化”為前提的臺灣主體性的建立充滿內在的矛盾。
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涉及殖民地時代結束後的“回歸祖國”與“去殖民地化”的問題。而對“回歸”與“去殖”的討論，也涉及作為新“中心”的“祖國”難以回避的責任問題。這不僅僅是臺灣、香港和沖繩等“邊陲東亞”地區在後殖民地時代也有相似之處。
二戰結束后國際秩序的重新整編過程中，所呈現的一個現象是：戰前列強的前殖民地紛紛獨立。然而，無論臺灣、沖繩還是香港，甚至澳門所經歷的卻是罕見的“回歸祖國”(臺灣稱“光復”、沖繩稱“復歸”、港澳稱“回歸”)。而且，彼此之間至今仍不約而同地與“祖國”在國民整合與國家認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同時，這些“邊陲東亞”地區也都陷入去殖民地化的困境。“去殖”的前提是殖民地時期的不平等權力架構在舊殖民者離開後必須瓦解。然而，日本人走後，臺灣人迎來的是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獨裁統治，而由於國民黨背負歷史“原罪”，即使臺灣在民主化后仍缺乏反思日本殖民統治的時間與空間，也使揮之不去的日本鄉愁能夠在臺灣社會安然存在，能夠在《海角七號》中大搖大擺呈現。
香港雖然沒有臺灣人當年“狗去豬來”的二二八悲情，但是也有類似的心理沖擊，包括回歸後經濟下滑、“二十三條”以及50萬人上街的新集體記憶。特區政府至今的統治架構與“九七”前幾乎無異，因此回歸后政府也和當年國民黨一樣不敢提“去殖”，而是一味地強調要如何“愛國”，這種情形也同樣發生在回歸后的澳門。
顯然，“邊陲東亞”地區對殖民地時代的鄉愁，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現實或隱性的新“中心”一種反彈表現。許多香港觀眾《海角七號》的共鳴，多少折射出對回歸後與日俱增、來自新“中心”壓力的不安。《海》片中臺灣人到碼頭歡送載著日本人的船只離開港口的最後一幕，讓許多香港人聯想起“九七”時人們聚集在海旁向大不列顛號送別的情景。換言之，無論是香港人對殖民地時期集體記憶的維系，還是臺灣人對殖民地鄉愁的重構，不約而同地所折射出的，是被國家與民族翻弄的“邊陲人”只能寄古諫今的無力感。
只是“中心”似乎只懂得期待回歸後的“邊陲人”對祖國的擁抱，卻無法理解“邊陲人”這種充滿矛盾的無奈，也未意識到“中心”自己的結構性責任。
事實上，對臺灣社會親日觀批判最烈的正是來自“中心”，而“媚日”則成爲“中心”主義觀點對臺灣社會親日情結的解讀，這也反映在一些大陸知識菁英與網民對《海角七號》的鞭撻。
《海角七號》爭議延燒到對岸的一個重要契機，是臺灣作家王豐一篇題為〈《海角七號》是株大毒草！〉的文章。於10月10日發表在大陸博客重地《鳳凰博報》的這篇文章，以尖銳的筆觸批判《海》片“是用日本人的靈魂在思考問題”。此文一出，隨即在大陸網絡上引發針對《海》片“媚日”情結的討論，《國際先驅導報》還就此爭論采訪了王豐以及其他卷入該爭議的作家。
雖然大陸的媒體或影評并沒有一面倒地對《海》片持否定態度，不過受“大毒草”效應的影響，批《海》片的文章絡繹不絕。曾任多家雜志主編的司馬平邦在其撰寫的〈看中影集團怎樣引進媚日臺片《海角七號》？〉中，嚴厲地批影片“把侵略者當年滾回本土的場面處理的堂皇優美”，并獲得許多大陸網民的共鳴 。客觀而言，臺灣確實是公認為日本境外最親日的社會，而中國卻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反日大本營”。在迥異的民族主義語境下兩岸南轅北轍的日本觀，儼然成為兩岸在“統一”之外另一個最難交集的分歧點。
與香港和臺灣不同，沖繩的“復歸祖國”是在長年累月的期盼中實現的。即便如此，“中心”與“邊陲”的矛盾，并沒有在1972年復歸日本後的沖繩社會消失。至今，前統治者美國并沒有真正退場，占日本整體2/3的美國駐軍仍與新統治者“共存”于沖繩社會，這也使復歸后沖繩的日本情結比香港與臺灣來的更為錯綜復雜。
被置于后殖民主義與“祖國”中心主義夾縫中的“邊陲東亞”，其社會中揮之不去、復雜多元的日本情結，似乎還扮演著解開後回歸時期社會內在矛盾和與“中心”糾葛、沖突深層原因的微妙角色。
文/林泉忠 來源：《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