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0年代臺灣對日本文化全面開放後，香港似乎將“哈日”中心的地位拱手讓給了臺灣。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香港年輕人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迷戀有所減弱。十幾年來日本音樂、漫畫、卡通、電視劇、電影、游戲機幾乎與日本同步流行，而幾年前的電子寵物雞、貼紙相(臺灣稱“大頭貼”)也風行一時。
誠然，香港的哈日并不限于對日本流行文化的熱愛，還延伸到對日本社會生活的憧憬，這也反映在香港人對日貨的鐘愛上。1960年日本大丸百貨在香港開業，這也是戰後日本在亞洲開設的第一家日資百貨，比1987年開業的臺灣第一家日系百貨太平洋崇光百貨早了27年，全盛時期的1980年代曾有9家日本百貨駐足香港。此外，自1990年代以來，日本壽司店開了一家又一家，也是香港人唯一愿意排長龍等候的餐館。與此同時，無論是去賞櫻花、看紅葉，還是去“浸溫泉”(臺灣稱“泡湯”)，香港人到日本旅游者絡繹不絕。事實上，這也反映在從香港到日本的航線開了一條又一條，早在1960年代已開設了東京、大阪、福岡、名古屋四條航線，1970年代擴大到鹿兒島與沖繩，而到了2001年，還拓展到北海道(札幌) ，與過去各時期的臺灣相比，無論是航線還是每周的班機數量都比臺灣要多。至此，“哈日”在香港的影響已超越了流行文化的層面。
另一方面，圍繞在與日本的歷史記憶上，香港與臺灣截然不同。香港老一代不僅不“戀日”，甚至還存在“仇日”情結。不過，老一代的那三年零八個月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并未牢牢地束縛戰後香港人的日本觀。在資訊透明的香港社會，民眾既可以熱情支持保釣，也會對追上日本女孩的身邊朋友投以羨慕的目光。因此，香港觀眾對《海角七號》中阿嘉與友子的戀情會如此“受落”(“接受”之意)也就不難明白了。這是香港人日本情結的特質。
三、臺灣，親日本家
誠然，香港戰后世代熱衷日本流行文化的“哈日”現象，并不能與臺灣跨越三代、復雜多元的日本情結同日而語。
臺灣社會的日本情節，可粗略地細分爲兩個層面：年輕人的“哈日”與部分經歷過“日本時代”老一代本省人的“戀日”。各有空間的兩者構成了其他地區罕見、臺灣社會獨有的“親日”現象。
嚴格而言，年輕一代的哈日與老一代的戀日，縱使在“向往”與“憧憬”日本文化的軸線上有著共同的方向，然而兩者卻存在本質上的差別。
年輕一代的日本情結，其核心部分仍然是對日本流行文化的熱愛，并因此延伸到對部分日本傳統文化的好奇與親近，甚至在情感上延伸到對日本社會整體的肯定與向往。可是，如此的日本情結與香港社會的哈日現象在本質上并沒有根本的區別，兩者充其量只有在程度與范圍上的細小差異。
然而，老一代的“戀日”情結，卻非靠后天培養起來的興趣使然，也非戰后日本經濟成就綜合性影響的結果，更多的是基於“日本時代”的生活經驗、皇民化教育、對日本制度的理解、與日本人的互動等經歷。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戀日情結隱含了向往成為“日本人”的期待。誠如李登輝所言，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一樣 ，老一代的“戀日”情結中包含著“認同”的因素，這是哈日的年輕一代所不具有的。
誠然，“日本世代”中，并非只有戀日的一群。正如在那一代人之間，既有像李登輝一樣前往參拜靖國神社、或熱衷於說日文，并在同世代俳句聚會中得到慰藉的“親日派”，也有跟隨高金素梅到靖國神社要求索回祖先靈位，或未能在追討合理給付、要求道歉與賠償如愿，而對日本憤憤不平的前臺籍日本兵與原慰安婦的一群。必須指出的是，即使被視爲“親日派”的一群之間，也因個人的遭遇與在日據時代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與日本人的關系而對日本的情感不盡相同。
顯然，在那群日本世代的臺灣人中大部分存在戀日情結，卻是不爭的事實。此一現象也與同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人的態度南轅北轍，并在學界留下難以作出合理解釋的課題。
筆者以為，臺灣與韓國老一代主流派迥異的日本觀，源自於兩個民族或族群不同的民族傳承意識、獨立國體的經驗、戰後的遭遇，以及記憶的重構等因素。衆所周知，臺灣人的主體主要是來自閩粵的移民，其移民性格使大多數人不具在臺灣傳承中國民族與國家命脈的意識，戰前的臺灣也未曾有過清晰的獨立歷史，這與自稱擁有數千年獨立歷史的韓國人不能相提并論。除此之外，“日本世代”在戰後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使得在他們在對“祖國”失望與認同糾葛的過程中，對“日本時代”的戀戀鄉愁油然而生。
在分析老一代的親日情懷上，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的，是“記憶”的選擇乃至重構的問題。隨著1980年代後期臺灣社會自由化的開始，老一代的親日情懷得以透過媒體有了較爲清晰的呈現。不過，這群“日本世代”所經歷的并非日本殖民臺灣完完整整的50年，而是日本統治的末期。這時期臺灣社會相對穩定、社會秩序井然、民衆基本豐衣足食。因此，這一代臺灣人的親日情懷并非沒有其客觀的依據。只不過，這種“日本時代”的美好記憶是透過選擇與忘卻的過程而沉淀的結果。他們并沒有經歷過日據時期前20年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武裝反日運動的殘酷鎮壓，加上在戰時體制下實施的“皇民化”教育的效果，使得他們在與戰後初期國民黨風聲鶴唳統治的“鮮明”對照中，透過選擇性的記憶，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已逝去的“日本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