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和消費的相互嵌入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
阿瑞吉的亞洲對應者提供了一個對于時代的不同解讀 。對于汪暉來說，“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當下時代的標志?！叭フ位恼巍币馕吨裁茨?？從根本上說是取消任何大眾的能動性，取消任何為尋求超越現狀的替代方案而斗爭的能力，而現狀只不過是模擬了代表形式，卻掏空了對立和沖突。這樣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識形態化。相反，它徹頭徹尾是意識形態化的。只要考慮汪暉分析的霸權的三個領域中的第一個層面，即國家層面就足夠了。
我們以過去30年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母國，撒切爾時代的英國和里根時代的美國為例。正是撒切爾提出了最為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口號，準確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質：別無出路。別無出路，是針對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場來說的，是針對資本的統治來說的。但這是撒切爾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識形態裝備嗎？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魯，對于那個時代的現實過于直言不諱。因而它總是需要一種補充，為它提供掩飾和緩沖。在英國，補充物是民族主義和“家庭價值”——正如撒切爾所說的那樣。在美國，補充物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民族主義和宗教。這種意識形態的二元性是國家層面的霸權的典型公式。從歷史上來說，中國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這樣的結合。人們只要想想許多世紀以來——正如何炳棣所說——中國的國家權力從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從功能上來看是法家的，用一個著名的公式來表達，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說它可能的現代的應用了。
那么，國際層面的霸權又如何呢？在這里，中國思想再一次為歐洲傳統提供了一個修正。對于那個為德國所主導的思想路線來說，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就其定義來說，就是單數的——每個時代只能有一個霸權。阿瑞吉繼承了這個前提。在他的敘事中，首先是荷蘭，然后是英國，最后是美國霸權，每個都是排他性的。然而，從歷史來看，正如美國保守派大歷史學家保羅·施羅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當拿破侖最終被擊敗并流放之后，英國并不是單獨對歐洲大陸實施霸權。它和那個時代另一個強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國，分享了霸權。但在施羅德之前，毛澤東把握了這種國際結構的可能性。當他在1960年代談到霸權的時候，他的首要對象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但他也沒有忘記另一個強權，即約翰遜和尼克松領導的美國。世界上有兩個霸權，而不是一個。阿瑞吉的理論從來沒有思考雙頭霸權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個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個單一霸權，通過同樣的歷史序列，取代美國的位置。那個霸權就是中國。當下西方的一本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正如其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根據前面的想法，這個時間點正在到來。本書作者并不是中國的敵人，也不是出于對于這一前景的恐懼而寫作，而是一個熱心的仰慕者，他歡迎這一前景的到來。而更現實的恐怕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其他中國的朋友。有許多人期望G2，美國和中國，成為這個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蘇聯崩潰，世界由單一霸權統治20年之后，世界也許會再次返回雙頭霸權。如果看到這樣一個他所譴責的結構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毛澤東會感到滿意呢？還是不安？
最后，在汪暉所描繪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個霸權組成部分，超國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國家或者國際的層面運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會的邊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暉正是因為深邃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關于霸權的理論。這個超國家的霸權組成部分的實質是什么呢？讓我以摘錄他的語句結束，并且附加一點文字。
霸權并不僅僅與國家或國際關系有關，而且也與超國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密切相關。霸權還必須在國際市場領域中加以界定……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更為直接的表達者是媒體、廣告、超級市場和各種各樣的商業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商業的，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它的最為有力之處在于訴諸感官和“常識”，即訴諸所謂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將人轉化為消費者，并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從其邏輯。
在這里，汪暉正確地指出消費主義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但是在這個層面，今天的霸權結構仍然是雙重的。消費──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個被意識形態俘獲的領域。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資本主義是一個基于生產的體系。正是在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的枯燥無味的壓迫”之中，資本主義的霸權才日復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閑中被重新生產出來。而這種異化勞動的壓迫無情地迫使人們適應既有的社會關系，抑制他們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產和消費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產和消費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補充，正是這個雙重的存在結構，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國家霸權結構。
讓我以一個例子來象征性地闡明霸權在今天的意義。我要談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情。這個獎包括一百萬美元的現金和無數其他的公眾宣傳，它完全屬于超國家的名人文化和商業消費。在國家層面，這個獎項在這位現任領導人聲譽開始衰落時，對其形象進行打磨拋光。在國際層面，它提醒世界，美國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來操作的。一位領導侵占伊拉克的軍隊，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級，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總統因為其為人類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榮譽——真是具有21世紀特色的仁義。偉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在評論以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基辛格——的時候說，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諾貝爾戰爭獎，來稱呼這個獎。從古典時代來看，這也是令人熟悉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曾經用來描寫他所屬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權的言辭，正可以用來描繪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躪的村莊和土地： 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躪，屠殺，篡奪，他們謊稱為帝國；他們制造出沙漠，然后稱之為和平。 ”
文/佩里·安德森 譯/海裔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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