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
最新出版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美國價值觀調查報告2012》指出，“美國仍然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國家”。自美國建國至今，基督教思想（特別是清教思想）仍然是直接影響其對外政策思維及戰略思想的潛在的、決定性因素。也正如美軍軍事宗教自由基金會創始人，前美國空軍軍法署署長米凱·溫期坦所說[19]：“這種狂熱的支配主義基督教已經像海嘯一樣橫掃五角大樓所有的737個美國軍事機構……”。因此，“保護并輸出美國式價值觀”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是必然的，加強“保護并輸出美國式價值觀”的能力建設則是美軍戰略規劃最顯著的本質特性。
綜上所述，美軍的戰略管理可概括為：以美國特有的戰略文化為背景，對美軍內部資源和外部風險進行評估[20]，通過平衡資源與風險，謀求國家與軍隊發展效益的最大化，進而在全球安全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為“美國的普世價值”保駕護航。
從美軍戰略層級的分析來看，其國防和軍事戰略必須有預先的計劃，結合資源管理、引領部隊建設之路，從而保障戰役和行動的勝利。就此而言，美軍的戰略體系是一個龐大且細致的管理體系，這個體系的建設歷經了幾十年，絕不僅僅是戰略層面的空談。
但從另一個方面看，美軍的這種戰略規劃框架仍然有其不足之處。
一是美軍戰略規劃與實施面臨軍種利益與軍種文化的挑戰
從內部看，美軍軍隊建設模式是建立在聯合的基礎上，但在真正實施時仍免不了受各軍種利益以及軍種文化的影響。例如，“空海一體戰”概念提出后，很多人更關心陸軍在其中的作用，而陸軍智囊人員也對此進行了評述，利文沃斯指參學院高級軍事研究學校的創始人，陸軍退役準將德切格（Huba Wass de Czege）在《陸軍》雜志2011年5月號的文章中[21]，將現在的“空海一體戰”與1990年代盛行的“快速決定性作戰”（RDO）理論相比較后，認為這兩種理論均充滿了理想主義論調。事實上，“快速決定性作戰”是軍事技術部門的偏愛而被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反感的概念，雖然在科索沃、阿富汗甚至伊拉克戰爭得到了部分證實，但最終陷入泥潭的仍然是地面部隊。德切格認為，沒有強力地面部隊的作戰只是某種懲罰，而不能取得全勝。況且這些理想性的構想從來沒有實踐，也沒有在學校中得到教育和認同。在《陸軍》雜志2011年11月號的文章中[22]，德切格認為“空海一體戰”的開支是巨大的，將使美國像當年入侵阿富汗的蘇軍一樣，陷入泥潭難以自拔。他引述了辛里奇（Raoul Heinrichs）在《外交家》雜志的文章，“空海一體戰”的競爭最終可能導致核武器的競爭與發展。德切格認為，視中國為合作伙伴將其拉入國際安全協定，即使困難重重也比軍事競賽強。
又如，作為“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戰場空間核心支撐的“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由海軍陸戰隊提出至今已近20年，也正是由于軍種利益與軍種文化的影響，至今尚未完全統一認識，國防部對成立“海基能力協調辦公室”的建議避而不談。由此可見，在戰略層面上，軍種矛盾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難以避免的。
二是美軍龐大的官僚機構同樣制約著其整體效能的發揮
美國國防部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機構，也造成了戰略層級的復雜性和系統復雜性：從尉官到將官，從文官到武官，從部長到普通職員，涉及人員眾多，部門眾多，而且由于保密原因，層層設定情報和文件的獲取權限，因審核而造成戰略計劃的滯后效應。而各個單位為了自身的利益，紛紛出籠相關的戰略文件，造成戰略文件的泛濫，反而降低了效率，迫使國防部出臺項目優先權，試圖在文件海洋中找到正確的方向。2008年出臺的《軍隊發展指南》就是最好的例子，美軍不得不整合越來越多的戰略計劃，調和矛盾并消除部門之間的摩擦。在效率方面，由于PPBE需要國會的審核，國會內部兩黨之爭也會拖拽國防項目的后腿，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三是多元文化對美國主流文化的沖擊將對美國“戰略行為體”的軸線產生巨大的影響
隨西裔人口大量涌入，美國的國民特性（國民身份）正遭受著巨大的沖擊，同時國內信仰狀況呈下降趨勢，作為美國主流文化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未來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將對未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另外，美國制造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全球經濟一體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沖擊、外太空的脆弱性與網絡空間的無界性能否保障美軍在全球公共區域的暢通無阻……等等諸多的不穩定或不確定性，都將對美國“戰略行為體”的運轉產生直接的影響。如何抵消這些負面影響，平衡戰略風險，將是考驗美軍高層的一堆隱性難題。
對于中國而言，學習和借鑒美國戰略管理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避免美軍戰略管理上的不足，建立合理的“戰略—規劃—行動—評估”體制，為提高人民解放軍組織效能和作戰效能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總參戰略規劃部的成立與發展也以此為目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軍戰略管理和戰略規劃一定會日臻完善，對此我們深信不疑。
文/李健 郭慧志 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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