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資本的大量流入將會帶來什么后果?它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有什么聯系?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看：這些大量流入的資本會對美國的制度體系，特別是對金融監管的體系帶來什么樣的沖擊？
前文已經提到，美國金融監管歷史中最重要的法律就是《1933年銀行法》，此法通過分割商業銀行的貯蓄和投資業務從而為商業銀行規避金融風險設置了有效的防火墻。然而20世紀60年代后期銀行家們就開始針對尋求松動這一法案中的部分條款進行游說，到70年代后期美國才開始逐步放松金融監管。其中里根政府時期(1980-1988年)是其中的重要轉折點，“里根經濟學”的哲學是：“問題在于政府，而不在于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在其任期內對政府管制大幅度地放松。在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對1933年的管制進行了第一輪的松動。1982年，國會通過《賈森一圣?德曼儲蓄機構法案》，儲蓄機構可以參與商業貸款和從事有關共同基金的金融市場活動，這使得共同基金和商業票據的交易活動空前繁榮起來。1986年，美聯儲第一次允許銀行將歲人的5%用于投資活動，這是對《1933年銀行法》的進一步實質性松動。1987年，格林斯潘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國會在這一年第一次開始討論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提案。沃爾夫岡?賴尼克認為，這次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提議之所以在國會中得到大力支持，主要原因在于銀行家提出的理由是–金融監管限制了美國金融機構在吸引國際投資上的競爭力。而這里“競爭力”的實際含義就是金融機構為國際投資增值的能力，因為只有能為投資增值，對投資者來說才具有更強的吸引力。由于銀行家們在游說時對國際競爭力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美國的兩黨斗爭，因此歷次對于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討論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時得到兩黨議員的支持。克林頓上臺后，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且任命魯賓為財政部長，讓格林斯潘繼續留任美聯儲主席。魯賓和格林斯潘都是放松金融管制的堅定支持者。因此，到了1996年，銀行已經可以將歲人的25%用于各種類型的金融產品的投資活動(《1933年銀行法》實際上已經不起作用)，1999年正式廢除《1933年銀行法》，美國進入了所謂“監管放手”的金融化時代。
如果我們要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歷史制度中發現原因的話，這里的關鍵點在于，“光環效應”所帶來的大量資本流入給美國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即要為這批投資持續增值的壓力，因此也需要大量從事金融工程和金融服務專業的人才。而在這一過程中，隨著資本流入量的不斷增加，金融從業人員的勞動力價值被人為地“虛高”了。
唐納德?托馬斯科維克和林庚厚借助“租金”理論部分說明了這部分“虛高”的工資是如何通過“人為”因素獲得的。他們認為，美國金融從業人員的高額收入不是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由于金融行業的高生產率所帶來的高額利潤所決定的。相反，美國金融從業人員的高額收入是通過設置制度性的壁壘獲得了遠遠超過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超額利潤”，也即“租金”。由于金融業的高額工資收入的根源不在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利潤率和生產率，而是制度性(壟斷和管制)的后果，因此，它也不會隨著利潤率和生產率的波動而波動，而是隨著制度的變遷而變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其利潤率和生產率也是制度性的后果。這里所謂的“制度” 實際上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次對于金融管制法案的松動。放松金融管制為金融業在國家經濟中進行財富轉移(注意不是財富創造和積累)提供了機會，這一后果直接造成了到2008年時，美國金融業雇員的薪資已經高出其他部門60%。
顯然，金融業的高收入絕不僅僅只是與制造業拉開了差距，其拉開的是與整個美國社會的差距。雅各布?哈克和保羅?皮爾遜把金融業所制造的收入不平等稱為“贏者通吃”的政治：即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富人與中產階級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而且這一趨勢已經持續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如此高的收入回報，使得金融專業在與其他經濟部門競爭人才的過程中獲得了絕對優勢，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這一行業。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對哈佛大學畢業生職業變遷的一項跟蹤統計表明，1970-1990年，新畢業生從事金融業的比例從5%上升到了15%。1970年畢業的學生里，在15年后有22%的人進入金融領域;1990年畢業的學生里，這一比例增加到了38%。其中女性的增加更為明顯，1970年畢業的女性學生中15年后有12%選擇金融業，而1990年的畢業生里這一比例增加到23%，幾乎增加了一倍。顯然，這些人才涌人到金融領域之后又會進一步為金融領域的擴張與壟斷(當然是制度性的)進行游說和討價還價，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府對金融化的推動。而這樣的人才配置變化顯然一定會從長遠削弱美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美國的金融化改變的還不僅僅是物質市場的回報，它還改變了整個美國的“地位市場”的分配，因為進入金融部門的向上流動將更快，這把過多的人才吸引到了金融行業。而正如唐世平所指出的，對于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來說，地位市場的分配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一個不公平的地位市場將會瓦解個體向上流動的信心和動力。這一過程的嚴重后果就是造成美國企業家和精英在才能上的“誤配置”。按照威廉?鮑莫爾的分析，企業家的才能可以大致劃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這兩類才能的配置情況將會對經濟的創新和發展產生非常關鍵的影響。華爾街金融寡頭所建立的“華盛頓一華爾街走廊”是典型的非生產性行為(因為對政治的影響主要是為了尋租而不是制度和技術創新)，企業家大多將自己的才能發揮在建立社會關系、庇護網絡等尋租行為上，而當一個游戲規則將企業家的才能引導向非生產性行為時，帶來的將是腐敗和虛假繁榮，而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
到這里，我們的邏輯鏈條已經到了美國的過度金融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兩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一是金融領域對其他領域的全面滲透，包括人力資源上人才從制造業和服務業向金融業的過度轉移，在政治上華爾街開始成為對美國政治影響最大的利益集團，在文化上形成全民投資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心理傾向以及“投資人社會”的出現;二是其他經濟部門對金融業形成了不對稱的權力依賴，華爾街成為非金融部門融資的最佳途徑，實體經濟所創造的每一分錢都要經過華爾街之手，結果是其利潤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滑，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嚴重影響。
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07年，克雷格?梅德倫對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泡沫和2000年之后房價上漲的解釋中就已經提出，金融業的資本擴張(通過兼并、收購、股份回購等方式)，對“傳統”經濟投資的低預期，工業與金融業相對平衡結構的動搖，是美國金融泡沫的根源所在，金融業本身就是最大的 “泡沫制造機”。泡沫的出現，再加上石油價格的上漲和陷入伊拉克戰爭的泥潭，成為最終刺破泡沫的扳機，多種因素的集合給美國人帶來了2008年金融危機。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系列現象其實只是“帝國的光環”的后果而已，它們可能是觸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美國這樣一個金融帝國爆發危機的根本原因。
四、數據來源與描述性證據
在這一部分，筆者將展示支持“帝國的光環”理論的經驗證據，試圖表明以下兩點：(1)美國在1970年后確實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事實上，美國是最大的外資凈吸收國;(2)大量的外資流入是導致美國金融業收入和制造業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變量、測量與數據來源
筆者利用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在內的七個國家1970-2010年的面板數據，來驗證本文理論中的關鍵環節–外資流入是否拉大了金融業與制造業的收入差距。之所以選擇這七個國家，原因在于它們是七國集團的成員，是全球七個核心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共同面臨了一定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帝國的光環”這一理論中，只有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六個國家可以與美國的地位做些許比較，其他國家無論從國際影響力還是金融化的時間上來看，都無法與美國相比。另外，本文選擇的時間跨度為1970-2010年，原因是這正好涵蓋了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二)資本流入與行業收入差距：七國的描述性比較
在整理了所需要的全部數據之后，筆者發現，美國與其他六個發達工業國家相比較，在對外資的吸引力上有自己的獨特優勢。通過七個國家四十多年來資本流入總量(外商直接投資加有價證券投資)年均值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要遠遠領先于其他六個國家。
在 20世紀80年代之前有價證券的資本流入量上，七個國家的差距并不大，但是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開始(也即美國金融監管的自由化開始后)，美國的虛體資本流入量開始大規模飆升，這一趨勢到2000年達到第一個頂峰(1936億美元)，隨后經過三年的短暫下降(2001-2003年，這是網絡泡沫破滅的時間)，從2003年開始第二輪更為迅速的飆升，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達到了美國40年來(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最高水平。而在另外六個國家中，唯一能與美國相媲美的就是英國，英國一直以來吸引虛體資本的能力就非常不俗，到2000年時甚至與美國達到了幾乎一樣的頂峰(1917.4億美元)，但是這之后英國的虛體資本流入開始逐漸下滑，再也沒有達到與美國接近的水平。
在了解過七個國家的資本流入情況之后，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七個國家制造業和金融業勞動力成本40年來的變化情況。總體上來說，所有國家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都在逐漸上升，但是在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始終沒有超過制造業，雖然在大部分國家二者都在不斷接近。只有美國和加拿大，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最終超過了制造業。尤其是美國，其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自20世紀90年代后還出現了下降，但是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卻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在七個國家金融業與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差距的時間趨勢上，非常明顯，1980年之后，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差距上升坡度最為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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