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過度金融化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這就是美國經濟長期以來逐漸累積的“過度金融化”。金融化不僅僅發生在金融行業，而是擴散到了整個社會。例如，杰拉爾德?戴維斯就認為，過度金融化使得美國變成了一個“證券社會”，“即投資風格成為理解一個個體社會位置的主要方式。個性和天賦成為‘人力資本’，家庭、家族與社區成為‘社會資本’，金融投資的指導原則也以類似的邏輯擴散到遠超出其本源意義的范圍”。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大致有三個層次的含義。在宏觀層面上，金融化主要指的是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即金融業與相關行業在整個國家經濟的貢獻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一意義上，格蕾塔?克里普納認為：“金融化指的是一種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行業創造的，而不是貿易和商品制造。”根據克里普納提供的數據，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比，美國金融業所創造的利潤比重從1950年的1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46%左右，而制造業的利潤比重由1950年的超過 50%下降到2001年的10%，出現了財富貢獻的大逆轉。

在中觀層面上，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意味著銀行系統的轉變。首先，大量新興的投資銀行取代了傳統的商業銀行。其次是公司治理的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機構投資者和共同基金開始在證券投資領域里占據主導地位，新的投資行為對公司治理的模式提出了挑戰。最后是對國家的制度和具體政策的影響。國家需要吸引更多類型的投資，既包括國外直接投資，也要吸引股票和證券投資，因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許多金融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都開始削減針對大企業和高收人群體的稅收，以使它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以進行投資活動。

微觀層面的金融化可能更為關鍵。過度金融化對公民和個體的心理及行為造成了嚴重影響。金融業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進一步拉大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金融寡頭和富人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受其影響，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在美國也形成了“全民投資”的文化，各種針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投資俱樂部開始興起。金融化除了對個體的經濟行為產生巨大影響之外，還影響了學生對于專業的選擇偏好，越來越多的高素質人才與國外留學生開始大規模涌向與金融相關的專業，希望在其中獲得一份高收入的職位，因此戴維斯把這樣一個被金融投資全面滲透和浸潤的社會稱為“投資人社會”。

(三)金融寡頭論

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金融業的放松管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秘密在于美國金融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寡頭集團。拉格赫拉姆?拉金和路易吉?金格利斯分析了歷史上不同國家歷次金融業的興衰歷程，發現金融業的每一次興盛，其原因都在于利益集團和現任領導人對金融業的支持。吉爾?亨德里克森也認為，美國金融監管的變化，源于利益集團在背后的推動作用。西蒙?約翰遜則更明確地指出：“毫無疑問，美國是獨特的。因為我們不僅僅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軍事和技術，我們還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寡頭。”這里所說的寡頭是指由金融業巨頭和具有政策影響力的政客所組成的非正式的圈子或網絡，這種政治和經濟的結合也被形象地稱為“華爾街一華盛頓走廊”。在很多情況下，政治與經濟的這種結合依靠的是私人交往和互惠，美國也不例外。這集中體現在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和華盛頓的政客在過去的幾十年來頻繁地相互任職。比如，克林頓第一任政府的財政部長是羅伯特?魯賓，而魯賓在此之前是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的董事會主席之一，卸任之后又出任過花旗銀行集團的董事、顧問甚至首席執行官。類似地，艾倫?格林斯潘在從美聯儲主席一職退下之后，成為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顧問。同樣，小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就職前也曾是高盛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而他的前任約翰?斯諾去職后即成為美國賽伯樂資產管理公司的主席。

在大多數國家，政治和經濟的結合要依靠賄賂、回扣、私下交易等形式來完成。在西蒙?約翰遜看來，華爾街資本和政治影響的捆綁方式要巧妙得多，那就是通過建立一種“對華爾街好就是對國家好”的信念來贏得美國政府的自覺支持。金融寡頭通過影響政客來推動對華爾街有利的政策，而政客也從不斷滿足華爾街的需求中獲得大量政治好處(主要通過競選資金的支持)。最終，政客變得根本沒有動力去反思和質疑華爾街的行為是否適當。即便有人已經意識到華爾街的行為將會產生嚴重后果，但政客和寡頭都沒有任何動力去出臺政策制止華爾街一步步滑向深淵，直至金融危機徹底爆發。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提到一些經濟學家。由于金融產品對開發人員的數學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美國大學里越來越多的數學、經濟、金融類教師在金融機構里兼職工作，擔當金融機構的顧問，甚至直接管理資產。學術界的技術和話語支持強有力地推動了美國金融產品的開發，進一步加快了美國的金融化。最典型的例子是邁倫?斯科爾斯與羅伯特?默頓，兩人因為研究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他們也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他們終于把玄妙的金融學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了!

以上這三類解釋都或多或少地觸及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些緣由。但是，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監管失敗論”，還是“過度金融化論”，都沒有觸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顯然，過度金融化是美國2008年危機最直接、因而也就是最淺的導因。雖然監管失敗是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直接導因之一，但也不是美國2008年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換句話說，美國的金融監管失敗和過度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只是另外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所導致的后果。

強調金融寡頭的政治影響，從而強調他們對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制度的影響比 “監管失敗論”和“過度金融化論”都更進了一步，因為它涉及了“制度變遷”這一核心命題。但是，單純強調金融寡頭的政治影響仍是不夠的：在有了1929年大蕭條的慘痛教訓之后，為什么美國的有識之士還會選擇放松對金融體系的監管?難道僅僅是美國的精英對于戰后美國經濟體系的過度自信(比如“非理性繁榮”)?為什么那些反對的聲音沒能阻止美國最終放松金融監管?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美國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在1980年后開始出現松動?難道僅僅是華爾街的貪婪?難道美國人忘記了1929年大蕭條的慘痛教訓?是否有這種可能，美國放松對金融體系的監管有更加隱蔽，因而更加深刻的“看不見的手”？

三、帝國的光環

在批判性地繼承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發展出一個新的解釋機制，即一套由因果聯系串聯起來的因素組合，這種組合可以讓看起來零散的因素變得“活起來”。

這一理論的邏輯起點在于對美國的獨特性–“帝國的光環”–的分析。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解體。但在這之后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全球資本仍然繼續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大致為1996年，金融管制松動的關鍵一年)，美國外資流入的總量開始直線上升。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資本在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邊際收益應該要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因此，資本應該會流向發展中國家。那么為什么國際資本卻會持續向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流動呢?羅伯特?盧卡斯雖然提到了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如政治風險，但總體上還是基于經濟效率的分析：發達國家較貧窮國家有更高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相對聚集的地方，資本的收益更高。曼瑟?奧爾森的回答也類似：制度與經濟政策上的缺陷阻礙了資本向低收入國家的流動。奧爾森的理論看似要比純經濟分析更為深刻(因為它訴諸制度)，但從本質上卻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解釋。他認為生產率是決定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因為制度和經濟政策是通過阻礙生產率來阻礙資本流動的。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因為有更高的生產率，所以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回報更高。

本文認為，更為深刻的原因要從美國在全球投資者心目中的地位中去尋找。雖然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資本主義遭遇了二戰以來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帝國在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并沒有衰落，因為在美國這個現代“帝國”身上，籠罩著一層“光環”。在這里，“帝國的光環”不僅僅是指美國作為全世界財富和權力的象征，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穩定的政治制度等對投資者頗具吸引力的客觀條件，還意味著這些客觀條件為美國在全世界投資者心目中所留下的根深蒂固的“主觀映像”，即對在美國投資能夠獲得更高或者更安全的收益的信任，這種信任為美國吸引到了大量的外國投資。這種客觀條件和主觀映像二者還可以相互加強，在資本流入和光環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正反饋效應，即大量的資本流入反而可以更進一步加強帝國的“光環效應”，類似于一個崩盤前的“龐氏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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