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主義和羅斯福新政

在鍍金時代的后期，大多數美國人開始改變對于美好社會和無為政府的傳統信念，他們發現，經濟增長伴隨著越來越大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 與腐敗，自由主義理想徹底落空。這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掀起了一場創新國家和政府體制的運動，人們試圖彌補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從1900年 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到1942年倫敦《貝弗里奇報告》，從兩次世界大戰到羅斯福新政，進步主義者（包括學者、新聞工作者（扒糞者）、總統本人甚至部分巨富） 積極進行各種關系民生的社會政策嘗試，包括社會保險、城市規劃、市政服務、農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通過協商、妥協和主動發揮政府的作用來改良市場經 濟和資本主義，這段歷史被稱為“進步時代”的“進步主義運動”，可能這就算是美國版本的“全面深化改革”吧。

但進步和改變來的遲緩而且充滿波折。老羅斯福執政時期，盡管他成功地使“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作用”這個核心命題變成了國家理念；盡管總統的行 政權力得以加強，并開始獲得越來越多的可以影響整個國家經濟和政治方向的權力。但社會結構的自我修正仍不能扭轉鍍金時代的大趨勢，主流輿論基本上還是反對 政府干預的。但這些改革確實為后續衣缽相傳的小羅斯福新政的推行做好了鋪墊。羅斯福新政有著很多方面的內容，不管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戰爭繁榮，美國雄起有著 自己的幸運之處，但新政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以稅收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階層的所得，這極大地改變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貫穿始終的收入不平等情況。 1913年美國開征個人所得稅，在新政期間，隨著各主要所得渠道的稅率大幅提高，美國的富人階層的實際稅負水平也因此大幅抬升。其結果是基尼系數迅速下 滑，從1937年的0.44下降到1953年的0.36。在新政14年間，收入最高的前10%納稅主體的收入占比從新政開始時的46%迅速降低到戰后 33%左右，而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從15.6%下降到11.3%，這些指標在直到里根政府上臺前的近30年里一直保持穩定。

新政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民主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和影響力大大提升。新政的長期影響使得二戰以后大多數人有機會受益于經濟增長黃金時期 （1950~1973）的成果。這段時期美國絕大部分人的實際收入水平有了實質性而且快速的提升，而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提升則相對緩慢。總體上說，盡管沒有 被戰火侵擾到，但通過非常幸運且不間斷的進步主義的社會改良，以及隨后的羅斯福新政，美國有意識的抑制了貧富分化的擴大，戰時共產主義性質的政策又極大化 了這些努力的效果。因此不論是在財富存量，還是在收入流量的分配上，相對鍍金時代的緩和政策終于在戰后修成了社會和諧和經濟持續增長的正果。

歐洲的調整方式則更為簡單粗暴，它缺乏進步主義的緩沖改良階段，直接由“鍍金時代”跑步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戰爭和革命毀掉了大部分積累的資本存量，讓整個 社會重新回到共同的起跑點上，所以革命和戰爭歷來就是回復平等的最快、最有效但也是最為殘暴和痛苦的方法。戰后歐洲也經歷了類似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斂過 程，作者的解釋是來自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壓力，所以當時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繼續執行有利于一般社會大眾的大緩和政策。根據皮凱迪的描述，1946到 1948年間，在聯軍治下的德國的稅率一度高達90%（日本也一樣）。這并不是為了懲罰德國，而是因為在美國本土稅率也是90%。其背后的原因肯定是不想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把財富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幾個精英人士手上。通過這種親勞工大眾遠資本精英的“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政策，戰后短短20年時間中，西方國家迅速創造了大量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層的崛起帶來了社會的穩定和諧以及戰后的黃金歲月。 熱愛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善良的人們一度都樂觀地相信，勞動已經馴服了資本，民主社會駕馭了資本主義，有為政府改進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直到新自由主義的再度 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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