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鍍金時代和民粹興起
1973年底爆發了為期兩年的、戰后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從此 “黃金時代”宣告結束被長期停滯所代替。政治的轉向逐漸發生，共和黨再度占據上風（克魯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釋指向了美國的原罪——黑人問題，這很有趣）， 當新自由主義回到整個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時候，像電影慢動作又回放給我們看一遍，重回鍍金時代已經避不可免。
大規模減稅開始了，里根減稅計劃的要點是：1）將個人所得稅稅率一律減少25%；（2）對企業給予加速折舊以減少稅負。緊接著通過了美國歷史上具有 劃時代意義的稅制改革方案：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50%和46%下降到28%和34%。小布什就職不到20天就提出10年減稅1.6萬億美 元的計劃，主要包括：簡化個人所得稅制，將五檔所得稅體系（15%、28%、31%、36%、39.6%）調整為四檔（10%、15%、25%、 33%）；將兒童課稅扣除由每名兒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減輕“婚姻懲罰”，恢復雙收入家庭10%的稅收抵免；廢除遺產稅；擴大慈善捐助扣除的 范圍；使研究和實驗的稅收抵免永久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將紅利稅率降低50%以上，這意味著減稅的好處幾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納稅人，因為他們的收入中紅 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據美國稅務政策中心的計算，減稅計劃64%的好處將流向5%的最富裕納稅人。所以才會有巴菲特說的他繳納的個稅還不如秘書多這種事情出 現。
長 期以來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狀態被徹底打破了，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占比穩步提升，而受益最明顯的是1%最富有的人。從1990年開始，隨著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 和長期的牛市，這1%的實際收入快速上升。197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急劇加大，其基尼系數達到了現在0.47的高水平。從1979年到2005 年，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的稅后收入增長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長了69%，處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長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 增長了6%；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約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這些事實隨著皮凱迪的研究已經變得眾所周知 了。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無論它在經濟上是多么的具有效率，它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顯然是存在問題的，更為棘手的是它應對分化問題的新解決手段——各 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不斷承諾更高的社會福利，民粹思維迅速膨脹，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福利承諾力圖掩蓋拉大的收入鴻溝，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 額負債、貨幣發行和轉嫁海外來實現。大量的居民部門同國家財政和貿易赤字一起，堆積出天文量級的債務膨脹，拉動了經濟的狂飆突進也最終形成了全球失衡和 2008年大金融危機。
顯然，現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鍍金時代，因為資本積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態，所以真正合適的問題是，為什么西方會在1950年到1970年會有一 次明顯的收入分配差距縮小的機會。資本必然是力圖占優的，特別是從長期來看更應該是這樣。除非充耳不聞，熟視無睹，《21世紀資本論》所提供的歷史資料和 經驗教訓就不能被輕輕的一筆帶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對“歷史的終結者”可能會再次被深度質疑。筆者一直不愿寫這個書評的原因，就是因為那應該屬于常 識，如果對于美國的鍍金時代和進步時代的歷史做了一些功課的話。
對皮凱迪資本論最有力的批評還是關于財富流動性的問題，即 財富積累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創新源源不斷的涌現，給予這些創新者以最高獎勵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例如我們見到的最耀眼的財富明星是蓋茨、孫正義、馬云等科技 新貴，這確實給予了美式資本主義以額外的正義感——盡管他們的出現肯定惡化了社會分配的格局，但這應當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能夠承受之重”，因為熊彼特 式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是資本主義進化的核心。皮凱迪并沒有否認這個事實，資本主義的最大賣點確實是這個，它也是效率和動力的源泉。他的點僅僅在于， 不幸的是，流動性的可能真的沒那么重要，一方面old money的財富世家才真正是冰山水下的那個更為巨大的部分；另一方面，這些新的財富一旦積累下來，它就和其他資本沒有什么不同了，即坐享其成，甚至也可 能形成壟斷和阻礙創新。同樣灰暗的是隨著金融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市場崛起的金融高級人士和大型跨國企業的CEO，他們也在從中偷偷坐收漁人之利，這可能也是 不斷泡沫化的虛擬經濟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結論是不管資本選擇誰做代言人，總之它們永遠都在加速繁衍，永遠都在吸收新血，永遠拿走最大塊的蛋糕（還有一個 更為“庸俗”的問題，是按照經典金融學的理論，資本高收益是不是因為承擔了高風險呢？是不是不能只看凈值，還要看夏普比率呢？）。
中國的投影和特殊之處
那么問題就來了——從全球比較的角度，制造貧富差距的技術哪家強呢？是歐美，是拉美，是香港，還是中國呢？在私下的討論中，他的回答有點出人意料——居然是中東國家，但仔細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承認中國的數據難以獲得，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
筆 者的看法是首先必須承認中國經濟增長的全球意義，尤其是在財富分配領域，別忘了在改革開放的30余年中，中國貧困人口從之前的6億多（當時的總人口是8 億）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萬——按照中國自己的減貧標準——這是人類減貧史上了不起的奇跡和貢獻。換句話說，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崛起（也包括其他新興經濟 體）確實極大的改變了世界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這毫無疑問可圈可點，可歌可泣。但在這些經濟體內部呢？那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場景。
如果把皮凱迪問題投射到中國自己身上麻煩就大了去了——一個明顯的悖論就是，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有著大量的國資和國企，但數據顯示中國正 在經歷一個劇烈的貧富分化過程，為什么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能夠在短短30多年里頭把把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從0.17瘋狂地提高到0.61（這是基于收 入的基尼系數，根據2010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在2014年7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則 稱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基于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12年為0.73）。
個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和發達國家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有著很大不同，或者更準確的說，貢獻因素的權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國家的財富差距可能主 要就是由于皮凱迪所言的r大于g的問題引起的，但是中國主要不是這個問題，至少目前來看還不是最大的問題。仍然用數據說話，從過去10年的數據來看（根據 東方證券開發的數據庫，具體見《國富還是民富:中國居民資產負債表》），中國居民部門的凈資產增速與名義GDP增速趨勢保持一致，但居民凈資產增速波動幅 度更大。中國居民持有凈資產總額由2004年的68萬億元人民幣上升至2013年的263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18%，而同期名義GDP則由2004年 的16萬億上升到2012年的52萬億元，年均增長16%，居民凈資產增速高于名義GDP增速1.7個百分點。這告訴我們至少在總量的意義上r不是比g大 很多。居民凈資產與名義GDP的比值也基本穩定在4.6左右。從年增速看，居民凈資產增速的波動幅度大于同期名義GDP增速。2005年至2012年，名 義GDP增速波動的上限為22.88%，下限為8.55%，而同期居民凈資產增速波動的上限為27.25%，下限為6.31%（莫非真是高風險高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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