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波瀾：非常有趣的是，你既討論了培養資產階級的上海圣約翰大學等教會和私立大學，也專門討論了培養和吸納革命者（如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 惲代英、張太雷、彭述之、李季、李達等）的上海大學。對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甚至20世紀中國革命來說，上海大學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葉文心：上海大學非常有趣，值得進一步研究。將上海大學和圣約翰大學做一個對比的話，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大學的不同。圣約翰大學是先辦的大學， 先蓋了房子、有了教授、設置了課程，然后才招生，再在這個基礎上逐漸擴充，所以是學校培養學生、學校建制學程，學生是交了學費來上課的，這基本上是圣約翰 大學的辦學模式。

上海大學正好相反，它是先有一批愿意做教授以及愿意做學生的人集結在一塊，由他們主導建立的一個校園，所以房子是他們找的，經費是他們籌措的， 課程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學識、認為什么樣的課程最有助于解決當時民族國家和社會政治的問題而創設的。所以上海大學從一開始名聲最響亮的是社會學系，其包含的 內涵五花八門，不過最基本的意圖就是要跟社會發生關系，那個社會就是當時的工廠、工人、工廠里的種種社會現象、外地人進入上海遭遇的種種困難等。他們是先 有問題，以此為核心來推動學校的成立。他們創立的學校，房子不怎么樣，住得也不怎么樣，得到學位以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也說不定，來上學的人都是仰慕這幾位 思想家或者是文學家的大名而來，從這個意義來看，上海大學的創校和圣約翰大學創校的動力是完全相反的。

很有趣的是，通常從有關上海大學的回憶錄，我們看到的都是社會系的活動。其實上海大學還有一個英文系，以及搞會計統計之類的系，這要看國民政府教 育部的檔案才能看得出來。為什么英文系、會計統計之類的系也可以成立，而且招的學生也不少，但在上海大學的校史里頭卻默默無聞？原因很簡單，通過這些學科 他們也招收一些希望學得實用知識以后以此謀求職業而不是寄情革命的人，這些系收取不菲的學費，間接支持了社會系的革命活動。因為上海大學認識到，它是存在 于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一個組織，除了提倡社會革命之外，它不能不做別的事，所以開設了一些有實用價值的學科，招收了不少學生并收取了不少的學費，用以支持革 命活動。

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學的作用非常大。最主要是因為它在傳媒里頭有極高的可見度。它和圣約翰大學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類型的傳媒上出 現。圣約翰大學在當時的報章以及期刊上經常出現，且多是慈善、義賣、跳舞等資產階級上層社會的活動。上海大學也在當時的報章和期刊上經常出現，可是它出現 的渠道不一樣，它出現在自己辦的革命刊物里，這些刊物本身是它的活動的宣傳品。如果它進入到譬如上海工部局的檔案里的話，就往往跟罷工、罷市或者警察想干 預的活動有關，這就是當時上海大學直接或間接讓公眾知道它的名聲的一種機會。尤其是它的社會系，瞿秋白等人所組織的一些罷工、罷市或者在工廠里面進行的工 人識字班、夜校等活動，在群眾中間有高度的影響力。

田波瀾：很多讀者對于你在書中描述的學生群體因各種思潮、學費高昂、生活貧苦而形成的迷惘和苦悶情緒特別感興趣，這種敘述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平 衡了對民國大學生活過于浪漫主義的歷史再現。在你看來，這種后五四時期的充滿“異鄉感”（也即是沒有歸屬感）的校園思潮，對于當時知識青年的擁抱革命產生 了何種影響？

葉文心：國民政府當政以后，從1932年到1937年這5年之內，在經濟上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最嚴重的是1933和1934 年，1935、1936年，中國跟日本在華北的關系進一步惡化，1937年就開始全面打仗了。所以在1932到1937年之間，這些上海地區的教會大學， 雖然培養出一批資產階級的子女，拿著大學的文憑，可是他們找不到白領的工作。尤其畢業生中大多是非理工科的學生，他們所修習的科目多是商科跟經濟，卻正好 遇上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更是找不到新式企業中的白領工作。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訓這些學生說，你們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你們在大學里習慣了西方式資產 階級的生活，如果你們愿意放下穿長衫的身段，加入短衫人實際動手的行列，或者愿意到內地去，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

教育部經常以這樣的口氣來教訓1930年代上海城市里的大學生。大學生群體中也許有的人的生活是浮華的，可是在內地經濟蕭條、失業劇增和農村凋 零的背景之下，能夠上大學的人，總算是交得起學費的人，所以一定會被說成是生活奢靡的。國民政府對教會學校“奢靡”的這種批評，跟國民政府當時在經濟上所 遭遇到的不景氣大有關系。他們想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有一大幫手里拿到大學文憑卻不能夠就業的青年人，這些人都是精英出身，這些人都曾積極投入國民政府的中 國現代化圖景，而這群人面臨失業，對整個國民政府體系有著強烈的不滿。

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固然是擁抱革命，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大學所處的城市之中是處于低潮時期。中共已經從江 西蘇維埃撤出，紅軍開始長征，輾轉向陜甘寧地區行進。上海和北京城里的知識青年如果想要尋找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話，這個力量在1930年代的都市里 頭還處于低潮期。他們直接投奔延安或者革命根據地，是必須要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才能夠發生的。當時國民政府在城市里的統治力量是很強大的，那個時候的知識 青年，即便有傾向社會主義的愿望，可實踐起來也很困難。但雖然這樣，1930年代還是有不少人組織讀書會，自己摸索社會主義的道路，不過這一幫人跟中國共 產黨的黨組織沒有關系，他們要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才逐漸找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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