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主義文化，對當時上海大學生的影響應該是不小”
田波瀾：你在書中也寫到上海一些私立大學的學生，在教育部的報告里呈現出的完全是消費主義者的形象：“這些大學生們從不關心任何嚴肅的事情。他 們過著娛樂休閑的生活。他們的衣著昂貴，飲食考究。他們消費進口商品。他們經常出入影院和舞廳。他們出門坐著雪佛蘭汽車。他們既不關心國家大事，也不關心 他們的學業。”你如何看待消費主義文化對大學精英文化的影響？
葉文心：民國時期的大學精英，并不是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大學生。在1919年到1937年之間，全國將近四分之三受過 高等教育的人是在這三個城市接受教育的。但是總的說來，北京、上海、南京是三座不同的城市，有三種不同的消費形態。國民政府教育部最不滿意的是上海。它對 在它政府大門口邊上的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群體的消費形態，批評意見還不算是很大。北京大學生是另外一種消費文化形態，也不是國民政府批評的重點。它批評的 重點是海派的消費文化，這里面大約也包含了一些意識形態的因素，比如對于所謂海派、買辦文化和帝國主義的不滿。
上海在民國時期除了是一個教育中心之外，中國的出版事業、電影事業、百貨店、廣告業等以市場取向為主導、以商業性訴求為主的文化產業也基本上集 中在上海。國民政府最不滿意的是這些以西化為取向、以牟利為目的的文化出版業。跟這些相對應甚至對抗的則是由國民政府主導的、受宣傳部門指揮的非贏利性的 文化事業。
這種消費主義文化，對當時上海大學生的影響應該是不小。多半大學生愛看西洋電影，當然國產片在上海也有相當市場，不過像圣約翰的大學生多半看進 口的西洋電影。多半的資產階層在四大百貨公司進行消費，但是這未必表示說每一個大學生都在四大百貨公司進行消費，只是說在這些公司消費是經濟地位的一種象 征或符號。多半的大學生，包括圣約翰大學的大學生是不會去四大百貨公司的，比如鄒韜奮也是圣約翰大學的學生，他沒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不到四大百貨公司去進 行消費，可是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也難免被目為帶有一些西化的生活習慣。所以并不是說每一個圣約翰大學的學生都一定到四大百貨公司進行消費，只是當時社會、 官方和媒體形成一種刻板印象：若有大學生在四大百貨公司消費，那準是圣約翰大學的學生，或者說準是教會大學的學生。我母親也是圣約翰大學畢業的，我就問過 她，當年去先施、永安買東西是怎么樣的？她說她在圣約翰四年從來沒有進過先施、永安，先施和永安是太太、少奶奶去的，不是大學女生去的。
田波瀾：今天中國的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都在各種壓力下宣稱正向著世界一流大學邁進，但學術界的丑聞不斷，學術生產流于形式主義，學術人才流 失嚴重，無論是學者群體自身，還是社會各界，對大學（包括學者專家群體）的評價似乎越來越負面化。回首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民國大學史，你覺得今天的高等教育 管理部門和大學應從中吸取怎樣的傳統與遺產？
葉文心：民國時期的大學可以發展出多元化的門類，給學生們提供了更多選擇空間。比如北京大學跟圣約翰大學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學校，圣約翰大學跟中 央大學的性質又完全不同。同時從區域性上來說，每一個省省會的大學都各自發揮出他們在專業上的特色，譬如當年的武漢大學跟廣州的中山大學很不一樣。所以對 學生來說，沒有法子拿一個同樣的尺度一路比劃下來，說北大清華一定排在前頭，它不是有一個頂尖的金字塔，而是在多元多樣的辦學宗旨下，有更多學校可以結合 本身優勢跟地方特色，讓學生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得到素質最強的教育。所以從整個體制來看，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體制比較活絡一些。
民國時期進大學也沒有統一的高考，因此大學的入學標準或者大學的課程，對中學教育或者小學教育，就不至于造成從上而下一刀切的紀律或者規范，不 至于說有些小孩還沒有進幼兒園就已經開始考慮需要進哪個幼兒園才能進得了北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其全部的圖景，對我們今天來說可以汲 取的是，它提供了一個比較多元化的模式，同樣都是優質教育甚至頂尖教育，但是這個頂尖的內涵可以多元多樣。同時，這個頂尖的教育更可以讓學生們結合個人的 長處和優勢，或者是他所來自的地方的需要或長處，來發揮或是接受那樣的優質教育。對優質教育內涵的理解是比較有彈性的，面相是比較寬廣的。
更主要的一點是，大學本科的教育內容里，職業訓練的成分比較低，而人文通識的成分比較強，民國時期的教育所希望培養的是能夠具有獨立思考和判斷 能力的人，而不是一個進入到一定的崗位之后就能夠很快上手、具有專業科技知識的人。就是說專業科技知識并不是不重要，可是它讓大學不只是一個高層技術人員 的訓練班，而更是針對每一個人全面發揮的需要而提供一種更為全面的教育，公民教育、社會關懷、人文素養、社會文明都包含在內，不只是把教育或知識工具化。 民國時期的大學雖然五花八門，這些學校也未必做得非常完善，可是在辦校理念上，多半是朝這個方向走的，這可能是它的一個長處。
而民國時期的大學之所以能夠這樣，一方面它所承繼的是傳統中國對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透過教會大學也受到西方通識教育的影響。可是中國的教育 從晚清以來之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為從晚清以來大家都認識到中國的知識人必須大大地強化對自然科學和科技知識的理解，否則他們只能空談而不能真正對國家有 貢獻。所以總的說來，這三塊都很重要，不可偏廢。
作者簡介：葉文心，早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獲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94—2000年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主任，現任該校歷史系講座教授暨東亞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社會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9－1937》)、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等。
文/葉文心 《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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