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會或許同道教有著密切的關系，不過在找到更多證據之前，這一論斷還有待觀察。在同道教的聯系之外，天地會傳統亦同居士佛教——白蓮教有關。這種在元代便在福建地區傳播的信仰，因食素、唱誦和傳播彌勒降世的末日論被官府目為歪門邪道，在乾隆、嘉慶年間受到嚴厲打壓。贛南閩西地區的天地會首領與會眾常常將白蓮教同天地會視為相同性質的信仰，一些領袖不但傳播天地會的理念，同時也向民眾輸出著像白蓮教這樣的宗教。例比如李凌貴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作為一個賣手抄本的書販子，李“聽從吳韜入于天地會內，希圖到處人不欺凌。因天地會奉拿嚴謹，憶及經本內有陰陽語句，遂令立陽盤、陰盤明目，暗藏天地會之意”。“有愿入陽盤會者，傳授手訣、口號，送番銀二圓。有愿入陰盤會者，抄給經本，傳授吃齋，念誦全本經卷，送番銀二圓”。這樣的例子表明，在作為民間信仰方面，白蓮教與天地會的形式是極為相似的。
天地會腰憑，“忠心義氣”等字下一行為天地會口訣：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后來相認團圓時，自此得傳眾兄弟。
在信仰和儀式層面，白蓮教與天地會有諸多的相似之處，不過不能光憑此斷定天地會與白蓮教的性質一致。因為在中國史上，大部分的秘密會社都具有復合特征，一個會社的組織形式往往是多種背景的思想、文化雜交后的產物。同白蓮教相比，天地會亦具有一些白蓮教所不具有的特征，它沒有白蓮教的千年世界觀，也缺乏居士佛教所具有的冥思傳統，更重要的一點是，天地會的創始人并不具有民間信仰里的神祗地位。
如果天地會的神明沒有無窮的法力，底層民眾又為何要加入到這個既危險又沒有多少好處的組織里來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從社會史中尋找答案。事實上，參加天地會的人大多都是社會上的邊緣人。所謂的邊緣地位不但指這些人受本地世家大族的排擠，同樣也指這些人在地方世家大族操弄的儀式中缺乏存在感。為了互助的目的，邊緣人互相結拜，組成會社，從而產生了同當地大族斗爭的暴力性特征（見王大為《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
在漫長的天地會史研究中，學者們也曾注意到天地會的互助性質，但是，出于各種原因，他們普遍認為這種互助屬于世俗層面。當我們了解了天地會同民間信仰的關系后，這種互助也應當獲得新的解讀。底層民眾或許不缺乏物質生活上的互助，然而在精神生活中卻很難組成一個共同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利用那些常見的民間信仰因素拼湊成了一個新的組織，這就是秘密會社，也是一種同主流社會思想文化對立的異端。這種異端不僅與地方鄉紳們所操弄的那些禮儀相對，更進一步地說，也與帝國的意識形態互相抵觸。故而，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它們總是會受到清廷的彈壓。
2 流動的教義：一個外國人的臺灣教門田野記
整理自：Sectaria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8, No. 4 (Oct., 1982), pp. 463-483
作者：Robert P. Weller
一說到中國的教門，人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將它們同歪理邪說、造謠生事聯系起來。從東漢末年的五斗米教一直到20世紀初的義和團，由教門所引發的起義、叛亂綿延不絕，以至誠惶誠恐的當局不斷譴責這些“異端”的意識形態只知道“蠱惑人心”，最后甚至連那些并無明顯政治傾向的宗教團體，也一同予以鎮壓（如明代的羅教）。有學者認為，教門之所以會造反，是因為其教義中包含了同官方世界觀相悖的思想（如千年末日論），一旦教義所灌輸的世界觀遭到抵觸，教門的領袖及其信眾便會產生暴力行為，以此保護其信仰。然而，教義本身未必會制造叛亂，一如千年末日論，本身就是佛教的一種說法。歷史上相信彌勒降生的人多不勝數，但絕大多數人卻未必會因為彌勒降生而選擇造反。要解釋教門為何會帶有暴力傾向的問題，就要分析教門與正統宗教的不同。在《中國的教門宗教與政治行為》（Sectaria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China）一文中，羅伯特·威爾借用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對20世紀70年代末的臺灣教門進行了考察。在參照正統宗教的教義與儀禮后，威爾認為，教門教義不一定會包涵反叛思想，它們與正統宗教不同之處在于靈活性。
羅伯特·威爾按照與佛教的相似程度，將教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表面上與佛教非常相像的齋堂，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先天與龍華兩大教門；第二類是源于佛教，但卻奉無生老母為尊、重視符咒的惻輝堂（音譯）和一貫道一系；第三類是以民間信仰神祗為信奉對象的升仙堂一系。在三系教門中，除第一類的先天、龍華外，都有著非常濃厚的通靈傳統。
所謂的通靈，即與神明溝通。在臺灣，求簽（或擲茭杯）是最常見的通靈方法。想要向神祗詢問的人根據茭杯落下來的形狀得到神祗“是”或“否”的答案。比較復雜一點的方式是先擲茭杯，根據茭杯的形狀判斷神明是否允許自己抽簽，在得到允許之后，再于簽筒中選擇一根簽，并依據簽上的數字在寺廟內尋找相應的釋文，最后再擲茭杯確認。對應簽的釋文通常模棱兩可，但又有所暗示，沒有人能夠準確解讀。許多人一般都會尋求廟祝的幫助，而廟祝大多屬于當地精英階層，他們不會提供能挑戰自己權威地位的解釋，因此求簽往往只會導向正統的、政治上很安全的思想。
與求簽相對而言的是附身。一般來說，一位神明只有一位靈媒。靈媒會代神說話或寫下神明對信眾提問的回復。這種回復有時會直接用話語說出來，有時也以普通人看不懂的文字表示，由專業人士來釋讀（如扶乩）。大部分的問題只涉及生老病死，同政治毫無關系。不過相對于求簽，附身所提供的解釋要更為靈活，有時也會出現矛盾。希曼（Seaman）曾經在1946年描述過臺灣當地兩位靈媒之間的戰斗。兩位靈媒人同時稱自己為“真武二哥”，爭執不下，經過一番苦斗，一人敗下陣來。最后的結局卻是兩人在后來不斷的報復中精疲力盡，兩敗俱傷。在臺灣，附身的靈媒人是政府與地方精英打壓的對象，教門的附身同民間信仰的請神相比，一方面對神諭的解釋比較隨意，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對這些神諭堅信不渝，并組織小組討論這些神明傳下來的文本。教門中有權勢的成員在神諭的解讀上更有發言權，他們會定期將對神諭的解讀結果理論化和制度化，構成教門教義的一部分，而他們的解讀則同時包涵正統與反叛兩種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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